17级行管一班陈瓅颖小组易班第一次讨论

日本自上而下举国之力大肆发展近代化 从国家军事到民营企业都为之努力 同期中国还在为清政府所累 民营企业的发展也遭受着国际市场的冲击和内部政府的打压

中国洋务运动耐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后失败，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日本明治维新不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而且更重视西方国家先进的政治制度，最终成功，不仅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日本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近代亚洲唯一的强国。

从文化上来说中国的文化是非什么不可型，而日本则是什么可以型。表现在实际中，中国儒学是官学，叶大根深，对外来文化不能对等接受；而日本虽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对荷兰学为代表的西学并不排斥，并能以同等态度对待。在1860s，西学在日本的根基要远比中国更深厚。

日本明治维新时的政局不同于中国，封建制度危机日深，封建营垒急剧分化。生活状况不断下降的中下级武士，特别是下级武士当中有些人从事商业、手工业和各种自由职业；有的下级武士冲破了禁止“囤积经商”的封建法制和“门第”束缚，或收商人为养子，或入嗣商人为养子，从而同商业高利贷阶层的利益密切联系在一起。

因此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近代史存在很多的区别，最终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失败了。

明治维新就好比是将西方技术和制度当饭吃，他将有用的东西很好地消化了，真正改革腐朽，脱胎换骨。而我国早期的如百日维新，洋务运动等，就只是将西方先进思想当衣服穿，暂时暖和了就脱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政治上来说，就是生产关系的落后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近代化一直走着一条政企不分的经济发展之路.从洋务运动一开始，中国就是走“国营官办”的路子，政治干预市场，官僚插手经济。

在1860年前后，日本的社会已具备或初步具备了资产阶级革命的主观条件，已经到了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就可能发生一场资本主义性质的社会革命的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而中国社会当时还没有产生可以使这样一场资本主义革命可能产生的主观条件，中国社会还没有发展到由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时代。因此发生在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才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发生在中国的洋务运动才只能是一场封建阶级的自救运动。

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是，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制和极完备的地步，不改变它已经无法与时代共同发展，要改变它又必然触及那些深层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这就好比旧时单身娶亲、妻丧续弦或者只是纳妾，都比较好办，但若喜新厌旧、休妻另娶，问题就复杂了

两国一开始的政治目标不同 日本为了脱亚入欧成为强国不惜改变政体 变一切所能变 而中国政治目标过于狭隘 仅仅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根本上没有近代化的思想觉悟

但他们目的相同。两者都是要富国强兵，挽救民族危亡，巩固统治。中国洋务运动以“自强”和“求富”为旗号；日本明治维新以巩固天皇政权，殖产兴业，实现民族振兴为己任。

但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济政策就完全一样，而企业发展基本上也都是学习西方的管理模式，而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也是很少的，除了在发展之初，国家办过几个模范企业外，其他的企业都是民办，而且国家政策大力鼓励，但是很少干预。因此可以说明治时期是日本企业的爆发期.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明治天皇所发动的改革，而中国，比如说公车上书，本是梁启超和康有为，如果他们是最高的统治者，那么中国的早期近代就会成功，也就是因为天皇是最高的统治者，日本的武士都极维护天皇，所以明治维新才会成功

19世纪后半叶，日本相对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西方列强的目光的确集中于中国，其对日本的要求不过是开港通商。与此同时中国却不得不面临更大的国际压力，先有沙俄势力侵入新疆，后有中法战争法国吞并越南，这些的确造成了清政府精力财力人力的分散。加之日本对企业的扶持政策不断发布，日本近代化道路越走越远。

【10】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几乎同时开始，但是洋务运动一直以官办为主。明知维新一开始也是官营、官民合办，但在发现不成功后，立即将产业或送或象征收费交给了私人，并成功扶植其民族商业。 外部环境 中国受到较大的外部压力，当时英法等国的压力主要由中国承受。日本受到的压力较小。

改革时机的把握 如果说客观条件不可改变，那么当权者的作为可以说是改变历史的最重要因素了。除去政策本身的得失，当权者对时机的把握就是决定改革成败的关键。总结日本明治维新，可以说是就是及时的改革化解了危机，而反观清政府，则是典型的“不改革则死，改革迟亦亡”。 明治政府推翻腐朽的幕府，在百姓中赢得了极大的威望，如果照幕府旧制进行统治，短时期内也不会有亡国之虞。但胜利后的明治政府却立即进行了全面的维新，尽管引发了西南战争也不曾中断，迅速进行了仿效西方的“富国强兵”的尝试。这样的改革更易为国民接受，同时较早地开启改革也为改革的稳健推进赢得了时间。 面对危机，与明治政府相反，清政府奉行的是“能不改则不改，必须改则少改”的苟且拖延战略，坐看危机一步步加深，直至甲午战争才慢慢从大梦中惊醒。到了庚子国难将国家推到了灭亡的边缘，各种改革都刻不容缓时，清政府才仓促之间开始进行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激进改革，但大势已去。 “庚子国变”使清政府失去进行改革所必需的经济条件的同时，也使得中央政府权威扫地，百姓对政府彻底失望，尽管清政府为自救真心力行新政，也无法为广大国人所接受。正如鲁迅先生所言，当时社会各阶层都“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改革政策的用心，并且用激烈的反抗来表达他们的不满，直到把政府和改革都埋葬在革命的熊熊烈火之中。这就是《钦定*大纲》与《大日本帝国*》如出一辙却被斥为“假立宪”，铁路收归国有本来合情合理却点燃了革命的烽火，清末新政与明治维新做法相似结局却截然相反的原因。

从中日两国近代化的对比可以得知 不论是国家还是个人 都应该善于学习先进思想来武装自己 不断努力 在优秀的道路上一路前行

历史是一门万古常新的学科，相同的历史事件在不同时代总能给人不同的启示。通过日本与中国近代化之路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尽管各国国情不同，受国情所限强国之路也无法机械模仿，但必须把握发展的时机这一点对于每个国家却是相同的。如果当权者错过最佳改革时机，直到各种矛盾积累到爆发的边缘才将改革作为救命稻草捞起来，那么这根救命稻草就会变成革命的*。这，才是真正的历史的悲剧。

【11】明治维新据说在国外都被称为明治复辟，实权势力推翻幕府后进行各项改革措施，自然轻轻松松。另外也可以类比俄国彼得大帝的改革，也是实权沙皇自上而下发动的，乃至后来*的新政，实际上也取得了不少进步

中国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日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获得发展，资产阶级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