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级行管一班陈瓅颖小组易班第一次讨论

改革侧重点不同。戊戌变法侧重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文化等各方面，涉及面广；而维新变法则侧重于政权建设。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在经济上：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即形成了支撑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在统一的国内市场推动下，日本先是经过战争，推翻幕府统治，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绝对主义），其后由在国内统一市场的要求下，进行了政体改革，形成了近代国家。而中国此时仍未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

一是日本存在着猛烈而持续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它有力地冲击着幕府的统治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分化也日益激烈。

日本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更松散，通过“明治维新”（版籍奉还）驱动精英替换，将权利归于天皇，所以他们更容易成功

在文化上：中国的文化是非什么不可型，而日本则是什么可以型。表现在实际中，中国儒学是官学，叶大根深，对外来文化不能对等接受；而日本虽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对荷兰学为代表的西学并不排斥，并能以同等态度对待。在1860s，西学在日本的根基要远比中国更深厚。

在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已经十分脆弱，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中国的情况则不然，由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结成的“四位一体”，同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核心，而且这股反动势力还有强大的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

中国的近代化是于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但戊戌变法因损害到以*为首的守旧派（顽固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戊戌变法的思想旗手是康有为，他是这场变法的精神教主。而政治上的权威或旗帜，则是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应该说，在思想理论的准备和宣传上，都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这个运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日本有地方分权自治，中国高度中央集权;日本虽闭关锁国，但留有渠道了解世界，中国闭关锁国则是对外一无所知，且毫无兴趣。

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虽然都是具有反封建性质的运动，但是，它们各自所拥有的力量，和作为其对立面的力量，却有很大的不同。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是，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制和极完备的地步，不改变它已经无法与时代共同发展，要改变它又必然触及那些深层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这就好比旧时单身娶亲、妻丧续弦或者只是纳妾，都比较好办，但若喜新厌旧、休妻另娶，问题就复杂了。其次，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另一个重要区别点是，它们历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民族具有开放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

日本推翻幕府是上下联手多数人革少数人的命，维新主体是实力强大的武士商人联盟;而洋务运动则是清朝少数有远见的官员唤不醒多数人的苦涩尝试。

而中国的科举制，将学习文化变成一种目的性很强的行动，学为优为仕，而日本的教育，有一种为了提高常识而努力的态度。在两国同时开始变革之时，人均识字率上，日本要远远高于中国。

明治政府推进社会底层近代化，使日本民间比清朝百姓能承担更重税负;清政府为洋务新政横征暴敛，导致广大农村民生凋敝。

明治维新的起点高，洋务运动的起点相对来讲就很低。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全国手工工场已发展到四个左右，有些日本学者考证，1867年，日本全国手工工场已发展至42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