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介绍三个不同点:第一,具体措施不同。首先是政治方面:中国近代化的洋务运动根本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日本则改革落后制度、废除封建身份制度并颁布*,建立新的近代天皇制政治体制。其次是经济方面:中国洋务运动创办了一批军事、民用企业,军事工业均为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三种。官办企业大权操在封建官僚手里,贪污腐败现象十分严重,民用企业则垄断了某些行业,并且对一些私厂进行限制,导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无从发展。日本则进行大力改革,政府投资兴办一些近代工业,同时鼓励私人资本主义发展,推动了民间企业的兴起,日本的殖产兴业为日本奠定了工业化的基础。再次是文教方面:中国只办了三十多所培养翻译、军事、科技人才的新式学校,选送了几批出国留学生,原有的教育体制并未进行改革。日本则大力发展近代教育,改革教育内容,使自然科学占教学内容的一半左右,并建立全民义务教育制度,培养资本主义建设人才。第二,性质不同。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改革;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性质改革。第三,结果不同。中国洋务运动耐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后失败,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日本明治维新不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而且更重视西方国家先进的政治制度,最终成功,不仅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日本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近代亚洲唯一的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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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近代化失败原因主要有封建体制的根深蒂固;还有中国只是学习器物,并没有改变制度;官僚资本根本上难以为继工业的发展;中国在那个时候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而日本是以资本主义为经济体制。
但整体而言日本的明治维新较为偏重促使国家强盛的结果,也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天皇权力过大、出身藩地的有权有势者长期掌控国政,形成势力庞大的“藩阀政治”体系、土地兼并依然严重、新兴财阀垄断市场经济等现象。这些负面问题与日后发生并累积的一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相互影响,最终直接或间接促使日本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
日本人在向西方学习时,只看到西人的优点,同时与自身的弱点进行对比,于是痛定思痛,态度格外虚心。中国人在这方面正好相反,在自我感觉良好的同时习惯放大西人的弱点,甚至闭上眼睛不看对方的优点。在对待西人的长相方面,中日两国的对比就格外鲜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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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日本和中国都曾派员去国外学习考察,日本人在这方面远远走在中国前面。最令人称道的就是1871年的岩仓遣外使节团,这个使节团几乎出动了“半个明治政府”,用近两年的时间考察了欧美12个国家的各种制度,如此大规模的高官出洋考察不仅是世界创举,而且是在新政府诞生不久,政权基础未稳时进行,充分反映出日本人好学心切的精神。这种精神,恰恰是当时满清中国所缺乏的。
日本从欧美国家制度介绍中学到了很多,并改革了自己的体制,成立了统一 国家,这对近代化具有巨大意义。表现在废藩置县,这是因为全国统一市场的成立,外国压力以及各藩内部矛盾激化。这绝不是维新的元勋们的“贤明”,也是由于人民斗争力量的推进而实施的,可见人们力量的伟大。自由民权运动, 民治维新等一系列运动的开展,都是争取近代国家实现。民治14年的政治变动是争取近代国家实现的转折点:革命形势高涨,政治以及经济上的变革。
日本明治维新,是指19世纪60年代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相比之下,洋务运动期间,满清的达官显贵基本上没有出国系统考察过西洋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李鸿章是出国次数最多的政府官员,但他出国的目的仅限于军需品采购和签订割地陪款的不平等条约。真到本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在错过了一次又一次的机会之后第三次迈进了现代化的末班车,出国“考察”竟然成了一股风潮,不但影响并决定国家政策的高级官员经常出外考察,连一些贫困县的县长书记们也都一窝蜂地拿公款往国外跑,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
日本的改革虽然废除领主土地所有制,承认土地私有,但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地主所有制消极的一面逐渐显现出来,农民生活贫困,严重影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制约了工业发展。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带来了深重灾难。明治*颁布后,藩阀长期以天皇名义垄断政权,议会形同虚设,人民没有获得民主权利。推行愚民政策,灌输天皇崇拜思想,强制民众绝对服从天皇,为天皇尽忠卖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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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是“全盘西化”,不是单从器物技术;而是从政治制度,经济组织、社会结构、文化教育和生活习性全方位学习西方。但日本人并没有因此走向民族虚无,相反在学习西方文明过程中极大地强化了日本人的民族凝聚力。洋务运动时期的中国在学习西方器物技术时深怕沾染上西人的政治理念和思想文化,一再强调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但戏剧性的结果竟然是中国人的民族精神反而不如日本。日本人的爱国和民族精神是有目共睹的,日本军人临阵脱逃、叛变国家和充当“日奸”的概率几乎等于零;中国军人在民族危亡之际叛逃和当汉奸绝非“个别现象”,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军队进攻中国的民族武装时,很多情况下都是中国的汉奸军队打头阵。
而中国近现代化是从1840年到1895年,是我们的屈辱史,也是从这个时候中国开始觉醒,开始了长达百年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起步阶段,主要是洋务派领导了洋务运动,迈出了经济近代化的第一步;第二阶段为整体发展阶段,首先,在“实业救国”的浪潮下,在甲午中日战争和辛亥革命后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近代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次,以上层维新派发动了戊戌变法和下层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使中国政治近代化有了重大突破。再次,思想文化的近代化有了长足发展,开始由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第三阶段为 曲折前进阶段,在国民政府统治前期,从外国人手中夺回“关税主权”,进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动了经济领域近代化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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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和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都有“选择性”。日本人注重学习西方的文明成份,尤其注重学习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律理念;对于文明外壳下隐藏的“反文明音符”则能明智地剔除。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一样有“选择性”地学习西方,但中国人没有学习到西方的“文明内核”——民主、人权和法律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