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机制3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的近代化比较

两者的动机相同，两个都是为了摆脱列强的控制，加快国家建设的明智之举。

中国的文化是非什么不可型，而日本则是什么可以型。表现在实际中，中国儒学是官学，叶大根深，对外来文化不能对等接受；而日本虽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对荷兰学为代表的西学并不排斥，并能以同等态度对待。在1860s，西学在日本的根基要远比中国更深厚。 而中国的科举制，将学习文化变成一种目的性很强的行动，学为优为仕，而日本的教育，有一种为了提高常识而努力的态度。在两国同时开始变革之时，人均识字率上，日本要远远高于中国。

背景相同。两者都发生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都是在19世纪中期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开始向西方学习的。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西方列强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了亚洲地区。经过1840、1856年两次*战争和1853年美国军舰闯入日本浦贺港事件后，中日两国闭关锁国的大门相继被打开，两国都面临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

在国家的政治体制方面，日中两国的差异是：（1）中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强大的中央政权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镇压来自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日本是封建的幕藩制国家，一方面存在着作为中央政权机构的幕府，因而具有集权政治体制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全部国土又被分割为200 多个藩国，保留了由领主在自己藩国内实行统治的政治格局。由于一些藩国，主要是外样大名统治的藩国和幕府长期对立，甚至发生公开对抗，这就为革新势力进行反对幕府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19 世纪90 年代中国戊戌维新失败后不久发表的《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社会论中国政变》一文就指出：在日本由于存在着同幕府处于对立地位的藩国，使“志士有所凭藉，这是倒幕运动能够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2）日本除实际上的全国最高统治者将军外，还存在着形式上的国家君主——天皇。不满于大权旁落的天皇及其小朝廷虽然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恢复过去的统治地位，但社会上一旦出现反对幕府统治的政治势力，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政治工具为自己的夺权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并以天皇的名义来动员和团结社会上的各种势力。中国的皇帝则集“天地君亲师”于一身，是全国唯一的最高政治权威。“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普天之下的万民，必须绝对服从和信奉皇帝一人，他不仅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而且是一切权力的实际源泉。因此，在中国不存在可以用来对皇帝的统治地位进行公开挑战的其他权威。中国皇帝的统治地位，较之日本的幕府将军无疑具有更大的稳定性。（3）在选拔和任用官吏的制度方面，日本实行的是门阀制、世袭制，中国实行的则是科举选官制。日本的武士属封建的统治阶级，按照门第的高低在武士的内部又分为20 余个等级。幕府和各藩政府的各种职务，均依武士的等级身分分配并可世袭。这种门阀制度，阻碍了封建的政权机构吸收新鲜血液，以增强自己的活力。同时，它也使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的下级武士因无缘获取较高的职务，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并终于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中国实行的科举制却可以把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引到中央政府来，这对于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调整官僚机构以增强它的活力起到了一定作用。（4）清王朝既腐朽透顶，又冥顽不化，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也是一个很大的阻力。

两者的背景丶性质丶都差不多，都在政治丶经济丶文化教育上做了重大措施，最有利的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大的不同点是：当时日本最高统治者权利集中，而中国当时的皇帝没有实权，造成有些无力的结果。

戊戌变法的思想旗手是康有为，他是这场变法的精神教主。而政治上的权威或旗帜，则是光绪皇帝。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应该说，在思想理论的准备和宣传上，都作出了艰苦卓绝的努力，为这个运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两者改革的结果不同。中国洋务运动耐实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后失败，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日本明治维新不仅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而且更重视西方国家先进的政治制度，最终成功，不仅使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还是日本摆脱了民族危机，成为近代亚洲唯一的强国。

两国的改革的领导阶级相同。两个维新的领导人都是出生在封建家庭，同时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很大的知识分子。

日本明治维新和我国的近代化都是时代催生的产物，有着历史的必然性。两者都是在19世纪中期民族危机和统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开始向西方学习。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西方列强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了亚洲地区，中日两国闭关锁国的大门相继被打开，面临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清王朝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日本农民日益贫困，幕府统治存在危机。

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是，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制和极完备的地步，不改变它已经无法与时代共同发展，要改变它又必然触及那些深层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

内容相同。两者都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了一批近代化企业、新式军队，进行了教育改革，这都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潮流的不可阻挡。

清政府一直在维持传统的封建统治机构，而明治政府却是在废弃幕府统治机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以自然经济为主，长期推行重农抑商政策，日本商品经济发展新的阶层兴起；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远，阻碍民主政治的建立；而日本传统文化没有沉重负担，易于学习外来文化，所以走得较快。

其次，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另一个重要区别点是，它们历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民族具有开放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

 日本明治维新，是指19世纪60年代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而中国近现代化是从1840年到1895年，是我们的屈辱史，也是从这个时候中国开始觉醒，开始了长达百年的斗争，在此过程中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起步阶段，主要是洋务派领导了洋务运动，迈出了经济近代化的第一步；第二阶段为整体发展阶段，首先，在“实业救国”的浪潮下，在甲午中日战争和辛亥革命后以工业化为主体的经济近代化有了长足的发展。其次，以上层维新派发动了戊戌变法和下层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使中国政治近代化有了重大突破。再次，思想文化的近代化有了长足发展，开始由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转型。第三阶段为 曲折前进阶段，在国民政府统治前期，从外国人手中夺回“关税主权”，进行国民经济建设运动，推动了经济领域近代化的进程。

相比日本的明治维新，中国近代化失败原因主要有封建体制的根深蒂固；还有中国只是学习器物，并没有改变制度；官僚资本根本上难以为继工业的发展；中国在那个时候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而日本是以资本主义为经济体制。

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即形成了支撑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在统一的国内市场推动下，日本先是经过战争，推翻幕府统治，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绝对主义），其后由在国内统一市场的要求下，进行了政体改革，形成了近代国家。而中国此时仍未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如梁启超所言，十八省如十八国，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他推翻了幕府将军的统治，建立了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政权。中国的进现代化开展的运动，比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是在中国很弱小的资产阶级上开展的维新运动，但其根本没有触动清政府的统治，只依靠弱小的群众基础和毫无实权的皇帝，所以很快就失败了。

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对封建政治、经济制度进行了根本性变革，为工业化创造了基本前提，而中国反而维护封建制度，从根本上制约了工业化的进程。

中国的文化是非什么不可型，而日本则是什么可以型。表现在实际中，中国儒学是官学，叶大根深，对外来文化不能对等接受；而日本虽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对荷兰学为代表的西学并不排斥，并能以同等态度对待。在1860s，西学在日本的根基要远比中国更深厚。

在社会类型方面，日本是非亲族协作型，它的团队是企业和单位，或者有的是养子，没有血缘关系，主要表现为武士道精神的忠，这就有利于现代企业发展；中国是亲族协作型，主要通过亲族、家族组成有血缘关系的团体，主要表现为儒家思想的孝。因此中国的家族企业表现为亲族谋利，日本企业表现为派阀谋利。

首先，我认为，不管是革命与改良，都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时代要求。也就是说，革命与改良，不是某一部分人主观地造成的，而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现实造成的。近代开启以来，中国遭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身的社会制度和社会经济文化遭到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冲击。在这种冲击下，国内的腐朽势力愈益抬头，并与侵略势力结成联盟，阻碍中国的发展壮大。中国只有改变现状，奋发自强，才能自立于世界。那么革命与改良就成了改变现状的两条不同的道路。

日本明治维新，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中国的近代化，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制和极完备的地步，不改变它已经无法与时代共同发展，要改变它又必然触及那些深层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所以两种改革都有着当时时代的推动。

中国的近代化发端于洋务运动，日本的近代化开始于明治维新。这两个运动,在两国的经济发展上,基础和历程有若干近似之处,但结局完全不同,一个是基本上成功了,一个是完全失败了,随之决定了两国人民近百年的不同命运。分析比较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异同，不仅能加深对这两次改革的理解，而且对当前提供重要启示。

政策的改革方向相近。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从军事 文化教育 经济 政治等方面进行改革，实际上戊戌变法就是以明治维新为榜样来实施的，当时变革的领导人希望效仿日本的变革而取得成果。

清政府形式上是统一的封建国家，既是统一国家，容易与西方的统一国家混淆概念。近代的统一国家，要求掌权政府能够有效掌握、运用国力，即真正掌握税收、人力等资源；而清政府虽然是统一的国家，但并不能真正掌握税收，清政府从地主阶级、官僚阶级中获得税收，同时对地主阶级、官僚阶级给予一定的自由征税权力，使得国家的财力不能有效为中央政府运用。 同时，清政府采取科举制选拔地主、官僚中的精英进入政府，与其一起管理国家，因此地主、官僚对清政府并无过多不满；而日本实行世袭制，下级武士、乡士等阶层对政体非常不满。

改良应该是首选之法。因为改良可以在不流血的情况下，通过逐步的、有序的制度改革，使一个国家和平地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强国。改良可以使传统与现代不完全脱节，也可以使变革更持久有效。相反，革命要流血，要带来民众的苦难，还可能造成国家民族的*。革命后，可以实施较大规模的变革，但是变革的效果却往往因为传统的阻碍势力、因为革命的不彻底而变得微不足道。当然，改良也有它的不利之处，但从长期来看，改良是比较可取的。（其实，革命的即时效果就是推翻了一个政权，但只有在新政权有力推行改革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是有效的。也就是说，革命和改良两者可以归结到一点：那就是都需要有效的改革。）
但是，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却使它偏向了革命的道路。首先，是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太紧太深，它们不希望中国走向富强的道路。所以它们也不会真正希望中国通过改良而改变现状；其次，统治阶级中的顽固势力太强大，不甘心在改革过程中丧失其原有的利益。于是，他们便千方百计地阻挠或延缓改革的步伐；再次，改良者本身的弱点及改革过程中的失误，从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改良的流产。

改良与革命有着紧密的关系。革命者的革命活动，促使当权者必须以改良来压制革命。比如慈禧太后就明确表示过立宪的目的就是要杜绝革命。反过来，改良的很多措施也客观上为革命的兴起提供了有利条件。从某种意义上说，改良就是革命的先声。比如，戊戌变法运动促成了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使西方民主进步思想大量涌入，客观上为民主革命提供了思想基础；清末新政中，清政府实行废科举、兴学堂、派遣留学生、编练新军等措施，本意是为了维护其统治，但实际上却为自己培养了一批掘墓人。改良如果能顺利及时地进行，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则其改良的措施无疑是必要的；但当改良受到延迟阻碍，则其已经实行的措施必然造就推动继续改良的势力，如果不能对这些势力进行有效疏导的话（其实最有效的方法还是继续进行改革，实现其最初的承诺），那么这股势力必然要寻求体制外的道路。此道路便是革命。辛亥革命便是在这种情况下爆发的。

清政府形式上是统一的封建国家，既是统一国家，容易与西方的统一国家混淆概念。近代的统一国家，要求掌权政府能够有效掌握、运用国力，即真正掌握税收、人力等资源；而清政府虽然是统一的国家，但并不能真正掌握税收，清政府从地主阶级、官僚阶级中获得税收，同时对地主阶级、官僚阶级给予一定的自由征税权力，使得国家的财力不能有效为中央政府运用。

目的相同。两者都是要富国强兵，挽救民族危亡，巩固统治。中国洋务运动以“自强”和“求富”为旗号；日本明治维新以巩固天皇政权，殖产兴业，实现民族振兴为己任。

日本的明治维新走的是一条先夺取政权，建立地主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政权，然后用政权的力量推动改革的道路。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就愈其抱定天朝上国天下第一的虚骄心理不放。这也是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