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机制3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的近代化比较

明治维新就好比是将西方技术和制度当饭吃，他将有用的东西很好地消化了，真正改革腐朽，脱胎换骨。而我国早期的如百日维新，洋务运动等，就只是将西方先进思想当衣服穿，暂时暖和了就脱掉，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从政治上来说，就是生产关系的落后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洋务派在洋务运动早期采用先进生产技术，创办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后期又兴办一批民用工业。同时，还举办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学堂等一批新式学堂，培养翻译人才、军事人才和科技人才，选派留学生出国深造。虽然洋务运动，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但在引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培养科技人员和技术工人方面功不可没，而在客观上也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外国经济势力的扩张也起到一定的抵制作用。 可以说，洋务运动在某种意义上对中国半殖民地化起了延缓的作用。我们应看到其积极的一面。

日本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

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
但戊戌变法因损害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顽固派）的利益所以遭到强烈抵制与反对

经济方面:日本大力进行改革，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先是由政府投资兴办了一些近代工业，作为示范，同时鼓励私人资本发展。后来，政府又把大量国营企业优惠甚至无偿转让给私人资本家经营。期间，日本制定法规，禁止行会垄断、废关卡，整顿币制，统一汇兑，奖掖贸易，发展运输和通讯事业。日本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中国洋务运动期间主要办了一些军事和民用企业，军事工业均为官办，民用企业有官办和官督商办两种。官办企业生产不计成本，不考虑经济效益，管理机构为封建衙门式管理，大权把握在封建官僚手里。贪污腐败现象严重，企业缺乏活力与动力。民用企业则垄断了某些行业，且清政府对民间私人办厂实行严格限制。导致中国民族资本无从发展。

在近现代时期，中国闭关锁国，而日本对外开放。这是日本明治维新能够成功的主要原因。

中国的近代化只是注重外表，真正的内在核心问题没能得到解决如制度的一系列问题

两者发生的历史背景相近，中国1840年*战争失败后一直处于衰败状态，这种状态使得清政府和国内一些知识分子感受到国家变革的必要性。日本则是由于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实行的“锁国政策”而导致商人的普遍不满，呼吁改革。

明治维新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归还天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此后，日本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至于社会、文化方面，明治维新对于原本保守的日本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日本的思想逐渐西化。当然明治维新也有其不彻底的一面，如天皇权力过大、出身藩地的有权有势者长期掌控国政，土地兼并严重等现象，最终直接或间接促使日本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

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是，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制和极完备的地步，不改变它已经无法与时代共同发展，要改变它又必然触及那些深层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这就好比旧时单身娶亲、妻丧续弦或者只是纳妾，都比较好办，但若喜新厌旧、休妻另娶，问题就复杂了。

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即形成了支撑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在统一的国内市场推动下，日本先是经过战争，推翻幕府统治，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绝对主义），其后由在国内统一市场的要求下，进行了政体改革，形成了近代国家。而中国此时仍未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如梁启超所言，十八省如十八国

文教方面：中国只办了三十多所培养翻译、军事、科技人才的新式学校，选送了几批出国留学生，原有的教育体制、八股取士制度未有丝毫的触动。虽说有所成效，但大多数国人依旧蒙昧，自认为国家无人可侵犯。日本则大力发展近代教育，改革教育内容，使自然科学占教学内容的一半左右，并建立全民义务教育制度，培养资本主义建设人才，使得日本国力迅速增强。

日本明治维新是在德川幕府已经大政归还的情况下实行的，虽然天皇年幼可能没有实权但是当时的伊藤博文大久保力通等实权派都是极力支持明治维新的所以存在的上层阻碍较少，政策得以实行。中国则根本为改变中国落后的政治体制紧紧想通过军事经济以及少量的教育来变强只会中体西用根本不可能强大。

从力量对比上。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能否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旧的统治阶级营垒中是否能分化出一支革新的力量以及这支力量的实力情况。在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已经十分脆弱，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中国的情况则不然。由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结成的“四位一体”，同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学又是它们的共同思想准则。而且，这股反动势力还有强大的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因此，在这个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统治营垒中是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的。如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与守旧党比，不过千与一之比，其数极小”（严复语）。因此，守旧势力一反扑，维新势力顷刻瓦解。

受到的阻力不同。洋务运动外受西方列强，内受封建顽固势力的严重阻挠；日本幕府体制专制色彩较轻，倒幕运动的胜利则扫除了改革的障碍。

从国际环境上。日本明治维新发生在19世纪60年代末，当时世界还处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时期，夺取殖民地的高潮也尚未开始。而西方列强在东亚侵略的主要目标是地大物博的中国，加上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中国太平天国运动对西方列强力量的牵制，都为日本明治维新提供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日本维新派本身也比较注意外交斗争策略，尽量利用英法、英俄之间的矛盾。而中国戊戌维新已经到了19世纪90年代末，世界资本主义已经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列强通过争夺殖民地的高潮已经基本上把世界瓜分完毕。中国成了列强在东方争夺的“惟一富源”，出现了瓜分中国的狂潮。这时帝国主义列强绝不愿意中国成为一个独立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国际环境对中国维新运动很不利。

中、日两国面对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进逼，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改革，然而最终达成改革目标而独立富强的，却是日本。有观点认为是西方殖民主义者大多将目光投注在像是印度、中国这样既有广阔市场又有丰富原料的国家，对日本的殖民侵略相对而言没有那么严重，也让日本能够把握住难得的机会而走上强盛之路。但若深入检视改革历程即可发现：中国的封建势力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则是全盘西化，并且相当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与思想、观念方面的改革。

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即形成了支撑统一国家的经济基础；在统一的国内市场推动下，日本先是经过战争，推翻幕府统治，建立了统一的国家（绝对主义），其后由在国内统一市场的要求下，进行了政体改革，形成了近代国家。而中国此时仍未能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如梁启超所言，十八省如十八国。

中国近代化有着来自国内最高统治者的反对和帝国列强的干预。

在变革时期，西方列强对两者的态度不同。西方一直在干扰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而对日本，不仅没有干扰反而扶持其发展。我想这是因为西方对中国财产的贪婪，落后的中国对他们的侵略更有益。

两者的实施条件不同。中国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尚未形成；日本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获得发展，资产阶级已经形成。所以说刚刚发展的国力不同。

明治维新与中国近代化都是近代以来亚洲范围内影响较大的变革，明治维新是近代以来日本可以拒绝被列强奴役的一场变革，是日本全民众的共同努力的结果，对于日本近代腾飞之路有些深远的意义。中国的近代化取得的成就同样也是巨大的，无论是科技方面还是经济领域都突飞猛进。但是改革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即阻力而言。中国可比日本多得多。

中国的*战争之后展开了洋务运动，长达六十年，这个社会变革是基于“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认识展开的，而且一直遭受到保守派的顽固抵制。直到中日甲午海战，以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作为标志，宣告洋务运动的失败为止，洋务代表人物之一的张之洞著有《劝学篇》，宣布中国的发展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并且得到体制内精英主流的认同，得到朝廷的充分肯定。这些事情的发生，几乎与日本的明治维新是同时进行的。变革的人物也是大致相当的。不过，所取的变革态度却有很大的差别。比如日本变革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也同样著有《劝学篇》，却主张引进西方的公民观念，与民主宪政制度，全面而深刻地学习西方文明，以拯救日本的危机。

两个国家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坚固程度和内部结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社会变革时期它所形成的阻力也是完全不同的。19世纪中叶，在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是幕藩领主的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则是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这两种土地所有制虽然都是封建性的，但前者禁止土地买卖，土地是“硬化了的私有财产”；后者却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土地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领主制很容易解体，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幕藩领主阶级的统治也会随之而发生动摇。地主制则不然，它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包容性，其生命力是很顽强的。因为在土地自由买卖的条件下，商人高利贷者可以通过购买土地而转化为地主，这不仅缓和了土地权和货币权的矛盾，而且形成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在经济上的三结合，结果地主制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巩固了。

洋务运动的根本目的在于不触动腐朽封建制度的前提下，利用西方资本主义的某些长处维护封建专注统治。中国的封建势力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经济与军事方面的改革，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主张“中学为踢，西学为用”，由此可见，洋务运动只是一场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并没有要改变中国社会性质的要求。 　　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后，不仅局限于科学技术，而且对于西方的近代思想和政治制度及文化习俗等多方面，采取全盘吸收的模式，这对于日本的近代化有重要的作用。尤为重要的是，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有明确的改变日本原有社会体制的要求，其根本目的在于对旧社会进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改革，而不是保留和完善原有的社会制度。

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19世纪中期 , 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 。各国的资产阶级为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经济 , 摆脱资本主义初期发生的经济危机 , 狂热地要求扩大殖民地 , 寻找新的商品市场。在此情况下,人口众多,地大物博的中国正处于腐败无 能的清政府统治之下。中国在西方扩大殖民地的狂潮中被视为一块肥肉。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同是封建国家的日本,在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后,也遭到了外来侵略的厄运。 如何救亡图存 , 摆脱民族危机 , 中日两国都在进行着历史抉择 。

两者的性质不同，洋务运动是地主阶级改革；明治维新是资产阶级性质改革。

中国的文化是非什么不可型，而日本则是什么可以型。表现在实际中，中国儒学是官学，叶大根深，对外来文化不能对等接受；而日本虽然深受中国文化影响，但对荷兰学为代表的西学并不排斥，并能以同等态度对待。西学在日本的根基要远比中国更深厚。而中国的科举制，将学习文化变成一种目的性很强的行动，学为优为仕，而日本的教育，有一种为了提高常识而努力的态度。在两国同时开始变革之时，人均识字率上，日本要远远高于中国。

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