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动力三班请进】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近代史的比较

中国对改革的探索经历了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改革方向从器物到器度再到器文，经历了半个多世纪，远远超过日本队近代发展的探索时间。这也注定在这半个多世纪，中国要遭受日本以及其他列强的压迫

日本是个岛国，实为导致其能有效应付西方挑衅的基本因素。日本的国土狭隘，完全由一群岛屿组成，岛与岛之间交通便利，消息传递容易。对西方所给予的刺激至为敏感。中国则面积辽阔，人口众多，各地自然条件相差甚巨，除沿海沿江部分地区外，其他地方交通向极困难，所以，即使列强发动侵略战争乃至攻陷京城，各省的内陆仍然至为安全，绝少激动起普遍的同仇敌忾的意念。整个中国由于地理上的隔阂，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的发展，都呈现出极不均衡的现象。两国相比，显然，在中国进行全国性的自强运动，其所将遭到的困难，较之在日本推动同样的运动要棘手得多。
    日本局处亚洲的东北一隅，为欧洲国家所谓的"东方航线"的终点。西方列强其首要侵略目标是中国，大英帝国的基石是印度，印度对华的*贸易为英国在印财政的重要来源，因此英国集中注意力侵略中国。日本则因地位偏僻，不甚受到注意。所以，各国对日本的冲击，实远较其对中国的冲击为温和。双方既无大规模的战争，也未进行走私的*贸易，更无领土的要求。

从改革策略上说，日本围绕怎样推翻幕府的问题，一直以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非法地进行武装讨伐和*，一种是合法地进行武装讨伐。当时的日本天皇，就像当年被曹操控制的汉献帝。所以推翻幕府的革命一直都是非法的，也一再以流血失败告终。正是在吸收了这些经验教训之后，坂本龙马提出了“大政奉还”的策略。也就是说不通过武装流血斗争推翻德川幕府的统治，而是让德川幕府自己主动将统治权交还给天皇，然后组成新的全日本真正统一的新政府，德川幕府也像其他诸侯一样平等地参与新政府的管理。这样一来，国家达到了统一的目的，德川幕府也避免了被消灭的命运，是一个多赢的结局。为了让德川幕府主动交出正确，各诸侯同时加强军备，以武逼和。坂本龙马提出的“大政奉还”的策略得到了各大诸侯的赞同，并且在他的联络下，展开了游说工作，最后终于在1867年迫使德川幕府的最后一代征夷大将军德川庆喜主动向天皇提出辞呈，使“大政奉还”从理论变成现实。而戊戌变法反而从一开始就与依然拥有强大能力的“后党”争权夺利。

正确的策略能保证改革的成功，没有正确可行的策略即使不将改革引向失败，也往往会让改革走上弯路或误入歧途。

当时日本的统治者和大部分国民是一个民族，而中国统治权掌握在满人手中，而国民以汉人为主，满人防备汉人，汉人不愿意为满人卖命，变革困难重重。

科学教育领域：明治政府派出１００人以上规模的大型考察团，历时两年认真考察了欧美各国，从而确定了教育兴国的方针，把教育改革做为各项改革的一个根本环节。为提高国民知识水准，培养科技指导人才，迅速掌握欧美先进科学技术，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日本先后实行了三年、四年、六年的免费义务教育。同时以科学技术与实业相结合为总目标，大力兴办中等和高等综合技术教育，培养了大批工农业生产所需要的技术人才。而在中国，洋务派虽然也很重视教育改革，设立了外国语学堂、军事学堂和技术学堂等30多所学校，但是始终没有统一的学制来对教育进行管理，没有触及封建专制及其相关联的封建教育制度，改革流于形式，新式学堂没有得到发展。

日本明治维新时，大权掌握在德川幕府手中，德川政府实施的苛政激起了农民的*。而同时一些发达地区，出现了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具有维新思想藩主与天皇接触，获得了天皇的许可，最终推翻了幕府，推翻幕府后，日本通过向外学习，实现了富国强兵。

明治维新不但有“大政奉还”的高明策略，而且有具体可行简明扼要的方案，这就是坂本龙马提出的“船中八策”，其内容如下：

1， 将天下的政权奉还给朝廷，一切政令应该由朝廷来发布。

2， 朝廷要设立上下议政局，设置议员，讨论决定朝政，决定朝政的根据必须是公义。

3， 召集全国有才能的公卿、诸侯、及平民百姓中的人才，聘用他们为顾问，并赐给相应的官爵，将原来朝中有爵无能的官员辞退。

4， 外交必须经过广泛的公议之后，才能缔结新的条约。

5， 参照原来的旧法，建立一套新法大典。

6， 必须大力扩展海军。

7， 必须建立属于天皇和日本的全新陆军。

8， 根据法律，平等地与海外各国进行金银货物贸易。

而戊戌变法从《船中八策》到1868年明治天皇颁布的《 五条誓文 》，主要内容基本相同，而且几十年始终如一。戊戌变法完全没有一个主要明确的改革方案，在短短的103天内颁布了180余道新政上谕,不但毫无轻重缓急之分,也让地方官无所适从,疲于奔命。

具体可行的改革方案的贯彻实施和坚持是保证改革成功的关键

在中国，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军用工业的发展遇到了缺乏交通能源、资金等方面困难，洋务派从实际活动中感到需要办理军事以外的企业，以支持军用工业的进一步发展，于是提出“求富”的口号，企望发展有经济效益的生产事业。但是，洋务派要有所作为，必须解决面临的两个难题:一个怎样筹得创办近代企业所必需的巨额资金;另一个是如何罗致懂得洋务的人才。当时清政府通过长期的内战消耗，财政竭蹶，无力为创办新式企业提供财政力量;

中国的封建势力比日本的封建势力要强大得多。虽然维新派获得了光绪的支持，但皇帝却无实权，由于损害了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利益，最终百日维新失败。

而在人才方面，地主阶级知识界有如李鸿章所描述的只知空洞学问，对洋务有关事物“漫不经心”，所知非常浅薄(李鸿章《全书》，朋僚函稿，第13卷，第30页。)。显然只有在官场之外另辟蹊径。如果完全由商人来办，那清政府是不会放心的。他们说，企业归商不归官，则“久恐争利滋弊”(李鸿章《全书》，朋僚函稿，卷15第29页。)，“非善为倡导，则不能集事”(《洋务运动》六，第35页。)。所以洋务派官僚便提出“官督商办”的组织形式，其目的在于在官府的监督之下，招来社会上的私人资金，兴办民用企业。

此外，国民对改革的态度不同。明治维新除了遭到德川幕府的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反对外，受到了绝大多数日本国民的拥护和赞同，尤其是在的德川幕府的顽固派的叛乱被评定后,几乎得到了全体国民一致的支持,国家在这样的改革下迅速强盛起来,国民也从这样的改革中很快富裕起来，真正实现了民富国强。
而戊戌变法除了颁布了一大堆没有来得及实施的新政，和建立起了许多书生论政的报刊社团之外，国民并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实惠，所以改革基本上没有得到国民的认同。

不能得到绝大多数国民认可的改革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重点不同，洋务运动重器物，而明治维新重制度。清末的改革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从19世纪六十年代起，一系列近代工业通过官办方式建立起来，例如江南制造局、天津机械局等等，但在指导思想上还是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根本”。明治维新则不然，几乎是从各个方面进行了彻头彻尾的改革，包括议会的建立、司法制度的效仿乃至文化的革新.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改变日本原有社会 的要求，一切都是为了对旧社会进行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改革。中国的洋务运动则是一场 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根本目的在于巩固原有的他们认为“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的封建 社会制度，维护和延续满清王朝的统治。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 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和社会生活方式。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

维新党采用温柔的变革策略，在当时的封建帝国背景下无法实现；维新党人没有实际权力，康梁从六品，光绪帝没有兵权，变法纲要没有被执行的保障；维新派把希望寄托在外国列强的帮助上，而外国列强意图瓜分中国。

中国文化自成一完美的体系，几千年来，向为东亚文明唯一的中心。由于历史悠久的关系，我国对于过去传统的负担，极为沉重，难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改弦更张，顺利地适应新的近代欧洲式的环境。儒家思想向为中国文化的正统，结构精严，意境高超，所以中国文化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已形成了根深蒂固自尊自大的优越感，不易发现或警觉于自己文化体系中的缺失。而且，几千年来，我国一直居于文化输出者的地位，实不易于承认近代西方文化在某些方面或整体上优越性的事实。

相对于日本在倒幕运动后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国可谓是内忧外患不止，搞得统治者焦头烂额。一场太平天国运动，洪秀全就占了半壁江山，几乎要了清朝的老命。

从*战争开始，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失败，维新变法失败，辛亥革命果实被窃取，直到两党解放战争时期

中、日两国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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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进逼，都展开了各种形

式的改革，然而最终达成改革目标而独立富强的，却是日本。近代化伊始，中日两国有很

多相似之处，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正是这些不同之处，使中日在近代化道路上产生了巨

大差距。

列强对于中国的关注远甚于日本,作为殖民国家，英法等国首先关注的是资源的丰厚程度和倾销市场的大小。那么中国无疑是首选，如果中国逐渐变强了，列强们就丧失了一块到手的鲜肉。在洋务运动期间，中国的内忧外患可以说和列强的煽风点火有一定的关系。

中国当时封建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权力。他在实际上也是完全掌握了政治上的

统治权，军事上的指挥权，经济上的支配权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权。洋务运动正是在高度的

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之下进行的

,

洋务派很微弱的努力既受到皇帝的限制，又受到封建顽固派

的强有力的阻难。

 

日本属于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

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

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

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

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当时的日本和中国在自己社会纵向发展的过程中已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日本的资本主

义萌芽已发展成了资本主义势力，经济上有一定势力而政治上无权的资产阶级和已经资产阶

级化了的下级武士已作为德川幕府的反对势力而在日本社会中客观地存在着。而当时的中国

却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的漫长跋涉中，弱小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早已出现，但在封建主义的

种种压制之下还无法迅速成长起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

由此可见，即使日本民治维新与中国近代史纲要在改革前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且都在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采取了重大措施，但戊戌变法依靠一个无实权的皇帝，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仍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明治维新获得成功，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渐强大起来。

清代

中国极其蔑视西方的一切，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一直实行“闭关锁国”，对于西方

文化更是完全不认同，即使是洋务派也仍然认为

"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

器不能及

"

，因而向西方学习也就只能局限于先进的军事技术方面。日本则有向世界借用先进

东西的悠久传统，江户时代的日本虽然也处于锁国的状态之下，对于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先

进文化的学习却始终没有止步，逐渐形成以研究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学问——兰学。

到明治维新之前，西学一在日本成为了一股无法压抑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思潮，同时，西

学的穿日，使日本封建阵营形成了一个相当数量的新知识分子集团，一个倾向资产阶级改革

的革新势力逐渐形成

日本自明治维新是建立的教育体制值得我们学习。不仅建立了重工业设施，还有培养了相配套的技术人才，中国的洋务运动则稍显薄弱。

政治领域：在日本１８６８年４月公布了《政体书》确定了立宪君主制的政体。此后

又通过建立常备军和警察制度进行了军事改革和警察治安制度的改革。通过“奉还版籍”和

“废藩设县”铲除了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建立现代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国家的任务。同时

明治政府通过颁布“征兵令”和实行“秩禄处分”等措施把旧有的剥削者转变成新兴资产阶

级和新式地主。１８８５年日本实行内阁制，１８８９年日本颁布*，１８９０年日本开

设国会，从而建立起比较完善的君主立宪的国家制度，完成了政治领域的改革。中国在政治

上则毫无建树，根本没有触动封建专制制度。尤为重要的是政府的腐败日趋严重。

日本的明治维新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有着明确的改变日本原有社会

的要求，一切都是为了对旧社会进行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的改革。中国的洋务运动则是一场

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根本目的在于巩固原有的他们认为“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的封建

社会制度，维护和延续满清王朝的统治。

  

日本明治政府成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发展资本主

义，明治政府采取了全方位、多角度的吸收方式，从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推行了西方的制度

和社会生活方式。与此相比，中国则是伴随着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所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

片面、孤立地吸收，在不同时期所吸收的西方文化是割裂的，没有形成一个完善的整体，加

上受到当时种种政治力量的牵制和阻碍，致使中国仍然保持着原来的政治体制和落后状态。

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处于同一时期，通过变法，日本迅速强大起来，摆脱了与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确立了君主立宪制度；反观中国，洋务运动虽然创办了一些西式工厂，造洋货，却并没有改变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甲午一战中国惨败，体现了制度不得不改变。

守旧力量与维新力量的对比。在日本明治维新时，幕府的势力已经十分脆弱，陷于极端孤立的境地。维新势力以中下级武士为核心，抬出天皇为旗帜，与反幕府的强藩相结合，既有基地，又有军队，广大农民和市民也积极参加和支持反幕武装，因此组成了强大的维新阵营，一举推翻了幕府旧政权。中国的情况则不然，由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结成的“四位一体”，同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传统文化以儒学为核心，而且这股反动势力还有强大的外国侵略势力的支持，因此，在这个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统治营垒中是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的。如中国的维新势力仅以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士大夫知识分子为核心，依靠没有实权的皇帝，联合少数官僚，既没有基地，也无兵权、财权，与守旧党比，对比悬殊。

一、 两国政治背景的比较 中国当时封建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绝对统治权力。他在实际上也是完全掌握了政治上的 统治权,军事上的指挥权,经济上的支配权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权。洋务运动正是在高度的 君主专制和中央集权之下进行的 , 洋务派很微弱的努力既受到皇帝的限制,又受到封建顽固派 的强有力的阻难。 日本属于传统体制属于封建世袭领主制。在幕藩体制下,日本是一个松散的有多个藩地 组成的国家,藩主有很大的自治权;但是这些藩地有很强的天皇中心观念,这使得明治政府 的中央集权体制相对简单得建立起来。幕藩体制下等级森严,日本农民阶级的反封建反侵略 斗争高涨,成为明治维新成功的最根本动力。在“尊王”的口号下,各阶层很自然得都拥戴 天皇,使天皇在实际上取得了统治权。 二、两国改革前经济上起点的比较 当时的日本和中国在自己社会纵向发展的过程中已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日本的资本主 义萌芽已发展成了资本主义势力,经济上有一定势力而政治上无权的资产阶级和已经资产阶 级化了的下级武士已作为德川幕府的反对势力而在日本社会中客观地存在着。而当时的中国 却仍然停留在封建社会的漫长跋涉中,弱小的资本主义萌芽虽然早已出现,但在封建主义的 种种压制之下还无法迅速成长起来,发展成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 明治维新前夕,日本全国手工工场已发展至 420个。而且,西南诸藩进行藩政改革中,已 经创办起一些近代军用和民用企业,开了近代化之端。资本主义因素在封建经济解体的裂土上 迅速增长着。新兴的资本主义势力不仅成了反对幕府活动的支柱,而且在倒幕胜利后成为日本 近代化的核心力量。可是,洋务运动前夕的中国,在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大炮轰开其大门之 后,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经济结构虽然开始了逐步分解的过程,但资本主义因素,在 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之中,几乎是等于零。 三、 两国对西方文化态度的比较 清代 中国极其蔑视西方的一切,在洋务运动之前中国一直实行“闭关锁国”,对于西方文化更是完全不认同,即使是洋务派也仍然认为 " 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于西人之上,独火器不能及 " ,因而向西方学习也就只能局限于先进的军事技术方面。日本则有向世界借用先进 东西的悠久传统,江户时代的日本虽然也处于锁国的状态之下,对于外来文化尤其是西方先进文化的学习却始终没有止步,逐渐形成以研究和摄取西方科学文化知识的学问——兰学。到明治维新之前,西学一在日本成为了一股无法压抑而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新思潮,同时,西学的穿日,使日本封建阵营形成了一个相当数量的新知识分子集团,一个倾向资产阶级改革的革新势力逐渐形成。 四、 改革领导力量的比较 明治维新是在中央政府的统一部署下进行的;中国的洋务运动却始终缺乏有力的规划和领导。日本通过明治维新成功地实现了领导核心的转换,将政治权力集中于以明治天皇为首的具有改革开放的下级武士的手中。

由此可见，即使日本民治维新与中国近代史纲要在改革前都面临着严重的社会危机，且都在都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采取了重大措施，但戊戌变法依靠一个无实权的皇帝，以失败而告终，中国仍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明治维新获得成功，日本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渐强大起来。戊戌变法是一次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是资产阶级变革社会制度的初步尝试。维新派试图在政治上建立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在经济上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符合历史发展趋势，它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危机加剧的时刻维新派以变法图强、救亡图存为目标，进行广泛的宣传鼓动，希望通过改革，使中国走向独立、民主和富强，从而摆脱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表现出强烈的爱国热情，激发人民爱国思想和民族意识。资产阶级维新派提倡新学，主张兴民权，对封建思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为近代思想起了思想启蒙运动的蓬勃兴起开辟了道路，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维新运动留下的许多遗产，诸如解放思想、变革观念、建立社团、兴办学堂、创办报刊、提倡女学、改易风俗。更成为中华文明发展史上的宝贵财富。戊戌变法也是一次思想启蒙运动。维新派提倡新学，批判旧学，着重宣传“兴民权”，大大地提高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政意识。从此，民主主义成为汹涌的社会思潮，极大地改变了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正规他说，中国资产阶级新文化也是在戊戌维新运动运动时期和稍后几年初步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的新学，哲学、历史学、经济学、文学理论等已经萌生，“诗界革命”、“文体革命”、“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相继而起，资产阶级的新文化，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开始成为中国近代史文化的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