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组 朱泓锦 关于收入分配制度

收入分配是体现社会公平的关键环节。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制度，是维护社会公平、促进社会和谐的必然要求。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根据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针对分配领域中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把完善收入分配制度、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作为一项重大制度建设任务提出，对促进社会和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政府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里，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经历了较大的发展与改变，总体来说，以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改革开放为分界点，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的改变：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主要体现了平均主义的思想。在传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由国家直接决定收入分配的体制。从农村来看，由国家统一决定农产品的种类、数量、价格和购销等方面，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以生产队为单位，凭工分取得报酬。从城市来看，国家统一调控城市职工的等级工资，职工的劳动报酬同样趋于平均，并不能反映出企业经营状况及劳动者的劳动技能与劳动成果等。

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制度不断改革和完善，打破了计划经济体制下收入分配“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制度，逐步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有力地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对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收入分配领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社会成员收入渠道多、缺乏规范，城乡之间、区域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异呈现出明显拉大的趋势。此外，垄断行业的收入大大高于一般行业，不同地区和部门公务员的收入也相差较多。一些靠以权谋私、偷税漏税获得的非法收入仍然存在，税收调节不力的问题比较普遍。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社会各界反映强烈。针对这些问题，《决定》提出，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加强收入分配宏观调节，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经过努力，到2020年基本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为此，一要着力完善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制度;二要完善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三要加强对企业工资分配的调控和指导，完善按劳分配制度。

4按劳分配作为占主体地位的分配关系,是社会主义的经济条件、生产方式决定的.坚持按劳分配必须批判两种错误观点：一是将生产与分配割裂开来,脱离经济条件、生产方式孤立地考察分配,并把分配看成社会主义的本质.二是以抽象的“公平分配”、“平等权利”空谈社会主义分配制度.为此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所谓“公平分配”和“等平权利”,指出未来社会主义制度中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平等权利,但这种平等权利是相对的.它对于否定凭借生产资料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资本主义分配关系而言,体现了人们在产品占有权利上的平等,但还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平等,事实上的不平等.因为这种分配方式默认不同劳动者不同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反映到按劳分配中,就是实际上的不平等关系.即使劳动者获得的劳动报酬相同,也会因为各自赡养家庭人口不同,造成劳动者个人消费实际上的不平等.但是,按劳分配事实上的不平等是指人们生活富裕程度上的差别,与私有制下生产资料占有关系上的不平等,从而导致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不平等具有本质区别.

中国经济的开放度越来越高，收入分配不仅受国内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所以，进行收入调节也必须充分考虑经济的开放性。特别是要认识到：我国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居民收入差别的扩大本身，就与对外开放密切关。

收入分配改革从2004年开始启动调研，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收入分配这个问题事关亿万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事关广大劳动者积极性的调动乃至于社会的稳定。收入分配与生产、交换、消费、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社会经济体制紧密相关，因此我把它概括为三大，即意义重大、责任重大、难度极大。

旧式社会分工的存在和劳动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还只是或主要是个人谋生的手段，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直接原因。社会主义时期，由于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有限，只能以相对固定的劳动方式从事劳动。因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等差别尚未消失，不同劳动方式所产生的劳动成果在质与量上不同，劳动者要取得这些劳动成果只能以所付出的劳动为依据。同时，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既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自觉参与生产过程，又作为旧式社会分工的承担者把劳动当作获取消费资料的手段，劳动者得到消费资料的多少与劳动贡献必然存在正相关联系，劳动贡献量自然成为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度量标准。

收入分配制度，是关系到每一个人切身利益的大事，是关系到能否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举措，合理的制定和调整收入分配制度，能够化解收支不平衡这一难题，同时也能够促进社会的良好发展

 

按发达国家的理念，政府如果花不了那么多钱就不该收那么多税，百姓把钱交给政府是为了让政府把钱花到为百姓服务上。然而我国各级政府竟然存下了大笔存款，成了食利者；同时地方政府还通过扮演“卖地商”的角色，聚集了大量卖地款，而且还属于缺乏监管的账外资金。

之所以要从收入分配的角度讲，是因为到今天我们单一的光讲工资分配是讲不清的，也不能够整体的解决现在收入分配领域的诸多问题。我讲三个问题。下面先讲第一个问题。

“控高”应成为改革方案的另一重点，即如何调节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尽快打破垄断，让民间资本进入到一些可以开放的领域，在经济发展中形成更好的良性竞争，同时加大对垄断行业占有国有资源的相关税收征收，提高国有企业税后利润上缴比例，从源头上调控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来源。再就是真正落实温总理多次提到的对垄断行业实行工资总额、工资水平双重调控的可操作措施。同时，继续抓好对部分企业高管的偏高、过高收入的调控，加大对高收入社会群体的个人所得税征收。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收入分配原则所作出的改变主要是侧重效率兼顾公平。1978—1992年这段时期内，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提出了将“先富”与“后富”有机统一起来，也就是说，既要允许部分地区、部分企业的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辛勤努力、合理经营，使之生活先好起来、先富起来，又要鼓励“先富”起来的那部分人成为示范力量，通过影响身边的人，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在分配政策的制定上，调节好“先富”与“后富”人们的收入差距，防止贫富悬殊，努力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

二、按劳分配的内容和作用 按劳分配的基本内容是：第一,各尽所能,凡是有劳动能力的人,必须以参加劳动作为获得消费品的手段,不劳动者不得食.第二,社会以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作为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唯一尺度,等量劳动领取等量报酬,多劳多得,少劳少得.第三,按劳分配的水平和实现程度只能取决于现实生产力水平,生产力水平越高,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越多,按劳分配的实现程度和富裕水平越高.第四,按劳分配的对象只能是在全社会范围内,对社会总产品作了必要扣除之后的生活消费品.

按劳分配的实质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分配关系,是人类历史上分配制度的一场深刻革命,它体现着生产资料公有制中人们平等的经济关系,既是对以往一切剥削制度的否定,又不同于共产主义社会将实现的按需分配. 按劳分配作为一种分配方式反作用于生产方式,对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

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

我国收入分配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存在的问题 我们要持两点论的辩证观点，在讲问题前，首先还要充分看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收入关系的调整，人民生活改善取得了重大的成绩。总的来看，改革开以来至少经历了三次大的工资制度改革，1985年是第一次，机关事业和企业的工资分配分离，企业实行工资总额同经济效益挂钩，内部分配搞活；机关事业单位分别实行了以职务工资为主的结构工资制。第二次是1992～1993年。1992年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颁布实施，扩大了企业的14项自主权，其中包括工资分配的自主权；同时，国家提倡企业推行岗位技能工资制。1993年，机关事业单位又进行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工资制度改革。第三次应该说企业和机关事业是不同步的过程，可以说1999年党的15届4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要建立与现在企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机关事业单位是到2006年搞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事业单位实行岗位绩效工资制度。 整个三次改革可以说是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步深化和推进而相应进行的。随着GDP蛋糕越做越大，劳动者收入有了大幅度提高，人民生活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也要承认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很多问题，特别是到了全民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新阶段，特别人均GDP达到了4000美元，进入中等偏低收入国家的行列的阶段，老百姓对于公平分配、共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成果的期盼越来越高，社会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在大家的心目中、感受中会日渐突出。概括起来，我认为收入分配领域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分配关系不合理，二是分配秩序混乱。 1.分配关系不合理 概括起来是“二降四大一不顺”、“四低一慢两并存”。 第一降就是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这个大蛋糕中的比重持续下降。根据相关数据，1995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是67.3%，这个比例关系与国际上市场经济发达国家、发展比较好的发展中国家的这个比例接近或者差不多，但是后来就处于下降的过程之中，到2005年降到了54.1%；2007年降到了50.6%；12年间降低了16.7个百分点，同期政府和企业收入比重都有提高，政府收入比重提高更多。 第二降是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比重下降。根据社科院的有关数据，1990年最高点时是53.4%；2007年降到了39.74%；15年间降低了13.66个百分点。.我们所的数据是2007年下降到48.3%，财政部财科所的数据大概是降为49%。因为这些数据是根据国家统计局资金流量表的相关数据算出来的，各个部门单位和人员测算的角度可能稍微有所不同，结果不太完全一致。但不论哪一个部门单位来算，纵向比较都是下降的，所以这个两降是板上钉钉，现在还有个别学者还想否认这个事实，十七大报告里面已经做出了一个总的判断，十二五规划纲要里也继续提了要提高这两个比重，我想这个两降是毫无疑问的。 “四大”是四个收入差距大，我们可以将其定性为不合理、不公平的收入差距偏大，某些方面差距过大。第一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偏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包括工资、奖金，包括炒股所得等等；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口径稍微有所不同， 1985年的时候二者收入差距为1.86:1，即城镇居民如果拿1860元，农村居民拿1000元，这个比例应该说当时在国际上基本还说得过去。为什么那时候差距小呢？因为经济体制改革是从农村起步的，安徽的小岗村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来中央确定了这一项重大的改革政策，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所以1984年之前农民的收入增长特别快，那时候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到了1.86倍，但之后就持续扩大，近三年一直保持在3.3倍左右。 第二大是地区收入差距也偏大。虽然这些年国家大力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东部振兴等等，但是相对来说西部地区以及中部的一些贫困市、县，虽然纵向相比收入大幅度增长了，但地区收入之间的差距仍然呈现出继续拉大的趋势。2008年居民人均收入与最低收入省的差距是15706元，二者之比为2.5:1。这个差距也是偏大的。 第三大是行业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2008年的细分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行业是证券业，人均年收入17.21万元。证券业是我们金融领域的精英，博士、硕士较多，平均工资高是正常的，但是否要高到17万。最低行业畜牧业人均10830元，二者最低最高之比是15.93倍。2005年最高最低之比7.78倍，短短3年扩大了8倍。 第四大是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一方面表现在部分企业高管薪酬水平与其他职位人员薪酬水平的差距快速拉大，2007年最高者为6千6百万，中国平安保险的董事长兼总裁，年薪是4百多万，不算太高，但他的股权收益加起来是6千6百万，这个额度是同年全国平均工资的2*7倍。这种差距在我们的近邻日本是看不到的，但跟美国相比，我们的差距还是小的。我们再说说居民，10%最高收入组是10%最低收入组的人均收入的23倍，有关专家计算是65倍，我其实比较相信后面这个数字，前面这个数据是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相关数据计算出来的，说实在话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失真度还是比较大，因为一方面其抽样点有限，另一方面中国人的习惯是不露富，炫富的是小青年富二代、富三代，富一代是不显露的。这是“二降四大”。 “一不顺”就是组织层级之间分配关系没理顺，表现在层级之间，地方基层下级行政机关的工资水平高于上级机关，在京中央机关是低于北京市的，省政府的比省会的工资要低。举例：某省一家银行行长、董事长年薪是120万，可董事会的秘书却拿200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行长、董事长是由上级管的，相对规范一点，而董事会秘书是董事会自己定的，抬得很高。抬得结果无非是两种情况：一种是董事会秘书自己拿走了，但是以后就不会让他干了；另一种是他拿出100万分别给行长、董事长每人一部分，也就是再分配，这种结果的可能性比较大。我们在2008～2009年做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规范指导意见的起草研究过程中作了很多调研，发现相当一部分央企的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的高管薪酬并不算太高，也就是60万、80万到100多万，但是他们下面的子公司、分公司的高管却是200万、300万、600万，这是明显的倒挂。与此同时，就是行政机关参考企业薪酬水平确定调整公务员工资的机制没有建立。有的贫困边远地区的公务员工资比当地的社会平均工资要高一些，但在一些发达地区如北京，一线城市公务员的工资并不高，但在边远贫困地区则又成为引领社会工资水平变动的指示器。这个关系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通行条件下的惯例，也不符合公务员法明确规定的公务员是参照企业相当人员的薪酬水平及其变动来相应调整公务员工资，这套机制没建立起来。 再看看“四低一慢两并存”。四低就是农民、城乡贫困居民、部分退休人员和企业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低。农民收入低是相对于城镇居民来说的，是三农问题的重大问题之一，城乡的贫困居民这个群体如果按照现在提高了的城乡救助标准人均1400多元一年来算，我国的贫困人口大概又达到了5000多万。如果按照国际上的人均每天1.2美元的救助标准，我国可能有1～2个亿的贫困人口，虽然我们还不能完全和国际接轨，但这一部分人也属低收入群体。 第三是部分的退休人员主要是企业退休人员收入低。人社部按照国务院的指示要求，连续7年调整企业退休人员的退休金，纵向相比，他们的收入应该说是大幅度提高了，但横向比，他们心里就有气。我曾经看到几个印象比较深的例子，1952年进新疆的那些老同志，后来在企业退休，他说他当时也是正处级，还有的是副局级退下来后，当时退休金是九百块、一千块、一千二百块，他心里当然不平衡。当时到机关去的同志现在退休拿四千、五千，凭什么我只有他的四、五分之一。 第四是企业普通劳动者收入低，普通劳动者主要是在劳动密集型企业、私营企业生产一线员工的工资收入低。制造业在2008年的时候，行业工资为20884元，只相当于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84%。在国际上，制造业是标杆，一般制造业的工资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或是105%，我们反倒低了16%。私营企业平均工资相当于全国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58.4%，虽然这几年私营企业的职工工资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但是横向比也是明显偏低的，这是四低。 农民、贫困居民、企业退休人员和企业普通劳动者的收入低，在这里我主要强调普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偏慢。我们看统计数据，2004年～2007年，全部国有工业控股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93%，翻了近一番，同期全部职工平均工资提高了0.83倍，而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33倍，而这个范围的职工工资提高了0.84倍，所以工资增长慢，劳动生产率提高得快，那么资方就分得多，劳动报酬的比重就会下降，同时居民收入的水平也就下降。 十一五期间，在岗职工的工资平均增速是15.4%，因此，十一五期间在岗工资大约平均是翻了一番，所以杨正明副部长说十二五期间力争翻一番，在岗职工是没有问题的，但在岗职工只是我们工薪劳动者的一半多一点，还有将近一半的私营企业的雇工的各地工商部雇佣的劳动者，他们的工资是远远低于在岗职工的工资水平的，也远远低于在岗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的。2003～2007年人社部做的五省抽样调查，私营股份合作企业平均工资的年均分别增长7.9%和8.9%，比同期的国有企业年均增长13.1%，要低6到4.2个百分点，这是“四低、一慢”。 还有就是“两并存”，这是中国特色，就是不少用人单位，主要是公有制单位分配关系的两个并存。一个是许多低端岗位工资偏低和某些低端岗位工资不低并存。许多低岗工资偏低是指农民工、劳务派遣工、全日制非全日制工还有一般性岗位工作的某些城镇职工工资低，某些低岗工资不低是指某些垄断行业企业等单位的普通岗位职工的收入较大幅度地超过市场同类岗位的工资价位。大家听说过电力系统的抄表工年收入13万。我以为这种分配绝对是没道理的，这是一个并存。 第二个并存是，相当部分高管工资偏高与少数高管工资不高并存，所谓高管工资偏高就是低才高配的某些高中层管理技术岗位的工资，明显高于他的能力和贡献以及承担的责任，同时也有少数高管人员工资不高，就是一些关键重要岗位人员所得报酬低于所做贡献的和市场同类岗位的价值。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不断推进，与基本国情、发展阶段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基本建立。同时，收入分配领域仍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收入分配秩序不规范，隐性收入、非法收入问题比较突出，部分群众生活比较困难。

今年以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部际联席会议充分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各成员单位紧密结合自身职能分工，有力有序推进收入分配领域各项重点改革任务取得积极进展，整体形势向好。

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

2012年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2012年四季度要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调节垄断部门高收入。

分配秩序混乱 一是部分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薪酬权益。部分用人单位侵害劳动者的薪酬权益，表现在欠薪逃逸、拖欠工资。金融危机的时候，2008年广东省的欠薪逃逸就有6700件，涉及劳动者将近78万人。没有统计的可能就会更多了。其次是拖欠工资，按照一家外国行动机构的调查，中国企业的实际支付工资低于应付工资的30%多。 二是同工不同酬，现象十分严重。各种经济组织，特别是公有单位存在同工不同酬的情况，比如说电讯行业的劳务派遣工，一般的平均工资只有同工种、同岗位正式工的三分之一左右，所以2007、2008年大唐电讯公司有17、18名集体工打官司,因为他们全部在那里工作了十多年，但收入明显低于正式工 三是特殊情况工资支付无序，这是保障部门需要高度关注的。不少用人单位在支付加班工资，婚、丧假工资等没规矩乱来，还有建筑行业，按行规分配，没有工资制度，每个月发100生活费，年终再结账，到了年终3转包、4转包，农民工的工资冤找不到头，债找不到主，这是混乱。 四是部分用人单位制度外收入多，特别是事业单位，某些政府机关，2006年以前是制度外的东西特别多，还有一些国有企业工资制度外发放的工资性收入多，鱼目繁杂，渠道混乱。垄断行业超出国家标准，乱发住房公积金，一个最典型的例子，也是电力系统，2007年迫于社会上的压力，自己宣布减薪，工资降了600，住房公积金加了1000，净赚了几百。 五是一些要素市场收入分配失范，比如股市就像吴敬琏老先生说的，像个赌场，一些大股在里面暗箱操作，把小股东的钱全部圈到自己的手中。 六是非法收入占有相当比重，按照王小鲁博士测算的是9万亿，当然我觉得这个数可能太大了，那真有9万亿，我们的GDP四年前就超过日本了。但是反正这一块算下来是不小，这些都是分配秩序混乱的表现。 以上就是我们收入分配存在的两方面问题，分配关系不合理，表现在“两降四大一不顺，四低一慢两并存”；分配秩序混乱，表现在“侵权、不公、无序、繁多、失范、非法”十二个字。

旧式社会分工的存在和劳动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还只是或主要是个人谋生的手段，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直接原因。社会主义时期，由于经济、文化条件的限制，劳动者的劳动能力有限，只能以相对固定的劳动方式从事劳动。因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等差别尚未消失，不同劳动方式所产生的劳动成果在质与量上不同，劳动者要取得这些劳动成果只能以所付出的劳动为依据。同时，社会主义的劳动者既作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自觉参与生产过程，又作为旧式社会分工的承担者把劳动当作获取消费资料的手段，劳动者得到消费资料的多少与劳动贡献必然存在正相关联系，劳动贡献量自然成为分配个人消费品的度量标准。

从收入法核算的GDP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占比从1995年的51.4%下降到2007年的39.7%。在此期间，统计口径的调整，是其原因之一。即便考虑这一因素，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下降过快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影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近年来我国储蓄率持续上升，主要是企业储蓄上升的结果。企业储蓄率1992年为13.3%，近年超过20%。对于居民来说一定程度上不是消费相对少了，而是收入水平相对下降了。

1、按劳分配是提高劳动者素质的必要手段.按劳分配的尺度不仅表明劳动者的劳动贡献与所获得的劳动产品有着密切联系,而且承认劳动能力是一种“天赋” 权利,这会转化为激励劳动者奋发向上的动力机制,使劳动者从个人物质利益出发,努力学习文化知识,掌握科学技术和专业技能,增强对生产经营环境的适应性,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促进劳动者发展.

1993--2004年这段时期的分配原则重点突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中央、国务院所提出的分配原则主要有：“个人收入分配要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发展，保持社会稳定”“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认识到新常态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工作面临的问题和挑战，下一步持续发力做好以下几方面的重点工作：一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提高兜底保障水平；二是完善低收入群体精准识别和帮扶机制；三是搭建部门间数据信息共享平台；四是加强部门间沟通形成政策合力推进试点工作。

直接原因 首先，初次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至少有这么几点：一是未健全并实施国有企业利润上缴、资源占用税等制度，对垄断行业的超额利润等征缴不力。二是对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税收减免优惠制度尚未健全并全面落实，中小企业税负偏重，这也导致了行业收入差距的拉大。三是企业工资分配制度不健全，资本和劳动要素的分配关系没有理顺，资本分得多，劳动分的少，国企高管薪酬管理制度尚未健全，现在只是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有一个政策，但各省市还没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监管制度也不完善。四是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有待进一步完善，初次分配对农产品扶持力度还不够。五是要素市场的要素收入分配制度尚不健全，特别是证券、房地产像过山车一样，忽高忽低，这是由于初次分配制度中收入分配制度不够健全，导致了分配关系的不合理，分配秩序的混乱，这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第二，二次分配制度有待完善。一是财政支出对社会保障和农村以及中西部地区转移支付制度有待健全，投入比例有待提高，虽然这些年中央大大加强了社会保障投入的力度，绝对额是逐年大幅增加的，但财政收入增长速度更快，所以社保投入的比例在去年前年反而有所下降，按说这应该是一个制度，你财政收入不论多大，至少要安排12%用于社保，而且随着这个蛋糕越来越大，应该由12%提高到15%，提到20%。国际上社保的额度是政府支出额度的50%到60%。 二是个人所得税等再分配制度不够健全，存在不够公平之处。现在我们个税一年收了三千多亿，其中两千五六百亿都是工薪劳动者交的。工薪劳动者大都是中低收入，而很多非劳收入并没有纳入到个税征收的范围，该收的没收，不该收的收多了。三是社会保障制度未健全，覆盖面还不大，企业退休人员与机关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待遇落差仍较大，事业单位与机关也不够平衡，特别是有些社会保障存在逆向分配的情况，也就是说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缺房者反而没分上，那些有房者、有几套房的反而分上了经济适用房，有的还趁着廉租房的推出，先租了一些房子，然后转手出租，形成了 “马太效应”——富的更富，穷的更穷。四是公务员工资制度属于二次分配，级别对职务过度依赖，地区附加津贴制度尚未健全，事业单位工资制度针对性不强。 第三，收入分配调控体系不健全。以前我们没有考虑过总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政府部门、居民部门、企业部门，三大部门大致是个什么的收入分配比例关系，分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特别是企业分配的宏观调控体系不健全。二是协调政府机关及其他公共部门工资分配、社会保险与企业工资分配和社会保险关系的机制尚未健全，这也出现了一些断层和落差等问题。三是个人收入分配调控制度不健全，首先我们不了解社会群体，特别是高收入群体有多少，它拿了多少钱，那个钱都搞不清楚。四是收入分配法律法规不健全，层次不高，大家盼望已久的企业工资条例到现在还没出台。五是收入分配执法监管不到位，所以很多拖欠工资问题、欠薪逃匿问题呀没有能够得到迅速的纠正。 第四，收入分配基础工作薄弱。一是银行监管制度尚未健全，现金支付行为相当普遍，容易造成分配漏洞。二是用人单位财务会计制度不健全，进一步加剧了分配秩序的混乱。三是许多用人单位人力资源管理基础平台尚未建立健全，致使工资分配制度的完善缺乏坚实的基础。四是绩效管理制度不健全，所以绩效薪酬的发放缺乏依据。 2.深层次原因 首先是经济社会体制存在的弊端强化了收入分配的不公平，至少有六方面的表现：一是尚未完全打破的城乡分割管理体制，助长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进城的农民天然就比城里人矮一头，所以在工资分配上、劳动权益的保障上又天然地低人一等。这个问题不解决，要想完全消灭城乡收入差距是很难做到的。二是资源配置制度问题较多，矿产、土地等资源配置制度不够公平合理，导致生产经营收入来源渠道失范，收入多寡不公。如果我们光是就工资论工资，就分配论分配，解决不了现在收入分配的问题。还有我们的一些垄断行业无偿占有使用资源，虽然交一点资源占用税，但是太少；国有央企、国有企业实行零税率、5%的利润上缴、10%的上缴政策提高到15%，九牛一毛。如果把上万亿的央企利润拿出五千亿投入社保或民生，那对于人民生活的改善将是一个极大的支持。三是支持和引导私营个体发展的相关配套政策不落实，两个三十六条落实的不到位，私营企业发展不起来，做不大、做不强，经营利润比较薄，所以其职工工资的增长、劳资集体协商、劳方的地位就更加脆弱，加之工会组织建设不到位，也影响了私营领域劳动者收入的提高。四是财政分灶吃饭等管理体制对机关事业单位执行统一的工资制度形成很大制约。五是我国管理出现新旧两种制度并存和管控空白，也引发许多收入分配问题，再加上社会诚信的缺失，造成并助长了分配秩序混乱、分配行为的不规范。 其次是经济发展方式、经济结构不合理，放大了由劳动力、生产力不平衡等客观因素形成的收入差距。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有差距，在发展中国家是难于避免的，但是如果经济发展方式不转变，经济结构不合理继续存在，就会把这种无形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二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负面影响阻碍了农村居民收入的增长。农村那种肩扛、牛耕式的低生产率，想富也富不了。三是外贸依存度过大，国际上有点风吹草动，外向型经济的劳动者要么被裁员，要么被减薪。如果比重小，影响就会小。四是产业结构不合理。第二产业就业人员太多，第三产业就业人员太少。如果第三产业达到40%、50%，制造业职工工资的提高才有比较大的可能。

通过改革工资制度，发挥市场机制对工资收入的调节作用，使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和企业效益的增长相应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