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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局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人均GDP已达到5432美元，处于900至11000美元的中等收入阶段的中端。这表明中国已经到了必须直面和解决分配不公问题，切实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阶段。
经验证明，在这一水平上，如果不能有效解决收入分配公平问题，民生福利和财富增长的不协调问题，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大多数人享有问题，社会问题将激化，国家极易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收入分配改革已成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环节，直接关系到中国能否摆脱“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层平飞状态。
我国收入分配失衡的四大表现
一、政府积累财富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个人收入占比越来越小
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人集中而工农大众收入偏低
三、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农民消费严重不足
四、权力资本的暴利在扩大而中小企业普通民众的盈利空间被挤压
我国收入分配存在三大问题 1、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 2、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收入差距明显偏大 3、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
按发达国家的理念，政府如果花不了那么多钱就不该收那么多税，百姓把钱交给政府是为了让政府把钱花到为百姓服务上。然而我国各级政府竟然存下了大笔存款，成了食利者；同时地方政府还通过扮演“卖地商”的角色，聚集了大量卖地款，而且还属于缺乏监管的账外资金。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20年来在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的同时，政府储蓄率却在节节攀升，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因此，表面看起来中国的储蓄率很高，但其中真正属于百姓的储蓄占比并不高，据中国人民银行统计，2007年我国企业储蓄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从10年前的12%上升到23%，而家庭储蓄所占比重却一直徘徊在20%左右。医疗及社会保障不到位，百姓的大量储蓄也不敢轻易花掉，从而导致居民消费能力受到严重抑制。
30多年来，我国企业特别是广大职工和基层科技人员为发展我国制造业、扩大对外贸易和开拓国内外市场都做出了很大贡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年来，财富却越来越多地向企业高管集中，而广大职工却没有相应提高收入和福利。从中国与发达国家小时工资水平比较看，中国大约是0.2美元左右，欧美国家大体上是25—30美元。这一方面反映了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但另一方面，也存在劳动力价格低估和扭曲的问题。全国总工会2010年4月发布的一个调研显示，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不断下降，而资本所有者和政府占比却大幅提高。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企业盈余占GDP比重从21.23%上升到31.29%，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职工平均工资最高的三个行业中，证券业平均17.21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6倍，其他金融业人均8.767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3.1倍，航空业人均7.58万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6倍。而电力、电信、石油、金融、保险、水电气供应、烟草等国有行业的职工不足全国职工总数的8%，但工资和工资外收入总额却相当于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55%。 近几年来，大企业特别是金融业领域高管与广大职工的收入差距明显扩大，特别是国企央企管理层自己给自己定的天价薪酬而造就的暴富者群体，已经引起国人的强烈不满。据统计，我国现有央企155家，央企管理层年薪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甚至上千万，而大多数员工月工资一两千元，差距悬殊。新近发生职工罢工和流血事件的通化钢铁集团，据职工们反映，企业高管年薪上百万，而不少工人每月工资仅300元。如此巨大的收入差距，不仅严重脱离我国国情和基本收入分配原则，而且有违公平。 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
我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1.8:1扩大到2007年的3.33:1. 在农村，不仅社保、医保普及面小、福利低，而且长期在城市从事建设和服务业的农民工也是同工而得不到同等的社保和医保。截至2009年第二季度末，全国农村外出务工者达1.51亿人，其中参加养老保险者占15.88%，参加医疗保险者占27.5%，参加失业保险者占10.1%，参加工伤保险者也仅占33.5%。按三人之家计算，1.5亿农民工涉及到4.5亿人的负担。由于大多数农民收入低，加上缺少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消费能力被极度压抑。
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对权力没有形成有效约束，腐败官员的比例逐年扩大，动则贪污受贿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官员呈增长之势。不少官员或通过审批项目和提拔官员大举敛财，或在各类企业中拥有干股分红，让拥有官股保护的企业获得暴利的同时，却使通过正常渠道办事的普通守法企业步步艰难，使社会的整体运行效率大大降低。这种现象不仅会直接动摇我党根基，加大民众的离心力。 国有企业贱卖使许多有权者获得了暴利，而大多数工人失业或收入下降。近几年的土地买卖，也在不断上演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农民被严重剥夺的过程。许多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失去今后的生活来源，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此外，股市也成了最大的扩大贫富差距的工具。通过不公平的发行制度，公众投资者比大小非等机构的持股成本高出十几倍，超高市盈率发行使股市在成批制造亿万富豪的同时，却使亿万股民辛苦积蓄一生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样的制度形成对一部分人明显的利益输送，而对上亿股民、基民则构成财富掠夺，使大多数投资者的消费能力受到重创。
经济增长对收入分配具有决定性作用，所以造成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深层原因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在以投资为主导的需求拉动型经济增长格局中，收入分配的价值取向就是要有利于资本的形成，从而为投资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本流。我国近年的经济增长实际上就是遵循这种方式。这突出表现在：一是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长期低于经济的增长速度；二是在居民收入分配的结构中，财富迅速地向有利于资本形成的投资者方面集中，出现了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在城乡收入分配上，财富迅速向有利于投资的城市集中；在全部居民储蓄中，80%集中在城市。农村市场对工业化的支撑作用被忽视了，这正是我国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的根本原因。
国政府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
通过改革工资制度，发挥市场机制对工资收入的调节作用，使劳动者的工资收入水平随着经济发展和企业效益的增长相应提高。
收入分配改革我们应该从政策层面引导公平分配，降低基尼系数，避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让全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是改革的大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体制由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同时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与此同时，收入分配差距却不断扩大，当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其中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二,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扶贫对象大幅减少,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型”分配结构逐步形成。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收入分配制度主要体现了平均主义的思想。在传统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由国家直接决定收入分配的体制。从农村来看，由国家统一决定农的种类、数量、价格和购销等方面，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以生产队为单位，凭工分取得报酬。从城市来看，国家统一调控城市职工的等级工资，职工的劳动报酬同样趋于平均，并不能反映出企业经营状况及劳动者的劳动技与劳动成果等。
改革开放前，我国的分配制度不论在国营经济中还是集体经济中，理论上都要实行按劳分配，但时间中常常背离，带有平均主义色彩改革开放以来，*十分重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反对平均主义问题。
目前中国居民收入分配机制存在三大问题：
第一：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不断扩大的态势，进入21世纪后，城乡居民收入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开始加速扩大，“目前，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处在历史最高水平”。
第二：微观分配机制的系统性“缺陷” 具体表现在工资决定机制的不合理、工资增长机制不完善、职工工资支付保障机制的不健全。 很多企业工资决定主体不明确，由经营者说了算，我们尚未形成一个职工工资随企业效益发展而同步提高的增长机制。
第三：再分配机制“逆向调节”问题较为突出 特别是国有企业经营性资本收益向居民转移机制缺失等因素，造成再分配环节对居民收入的“逆调节”，从而在总体上扩大了城乡差距。
把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作为再分配政策的重中之重,由于农业始终处于弱势产业的地位，农民也处在相对弱势的地位，通过市场规律的作用和力量来改变这种状况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长期以来农民被排除在再分配政策的范围之外，政府应采取减免税收和给予更多财政补贴的双重政策，提高农民收入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