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关系到生活质量,大家可以发挥想象力积极讨论
我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保证了分配制的中的工资分配旨在于建立科学化、规范化、现代化的工资管理体系
我们还应当不断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我国已迈入老龄化社会,因此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迫在眉睫。法国政府的最低生活救济和保障政策一直没有动摇,他们把维持人口基本再生产的保障作为政府首要任务。这是我们应当学习的,尽管我国人口众多,但维持我国人民基本的生产生活保障使我们不能放弃的。
收入分配制度是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从现阶段我国的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原则基本关系入手分析,揭示了两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客观基础、依据、必要性、实现途径和政策建议。
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的任务曾多次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被提及。国务院批准发改委《关于2012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也明确指出,“抓紧制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完善工资制度,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之间既有相互一致、相互补充的一面,又有相互矛盾的一面。只有在深刻认识和把握二者矛盾的基础上,才能找到解决矛盾的出路并实现二者的有机结合;只有正确处理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关系,才能在促进社会主义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维护基本的公平原则,缩小贫富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收入分配关系国计民生,关系改革发展大局,社会认同度很高,反响也比较强烈,已经成为新的发展阶段最具政治意义的经济问题。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也需要改革分配制度。“十二五”乃至更长的时期,我们要实施强国富民的战略,改革分配制度,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通过发展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分享改革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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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收入分配中也存在这两种不同的平等原则,即按劳分配下的劳动平等、报酬平等同按要素分配下的按要素所有权取得相应收入的平等。两种不同的平等规则有不同的内涵、性质和要求,但在现阶段又都有其存在的基础、依据和必要性。
党和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收入分配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促进作用,一直致力于通过建立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来改善和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七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对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个重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精心探索,做出了许多重要部署①。近些年来,国内一些机构和学者加强了对收入分配的社会调查和实证分析,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从各种数据统计和问卷调查的情况来看,收入分配是人民群众关注的社会热点,与劳动就业、权力腐败等问题一直排在前三位,关系国计民生,关系改革发展大局,社会认同度很高,反响也比较强烈,巳经成为新的发展阶段最具政治意义的经济问题。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问题如此受到全社会的高度关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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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收入增速超过经济增速,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五年来居民增收的“成绩单”格外亮眼。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再次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快于GDP和人均GDP增速。其中,农村低收入群体收入增长最快,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我们不应只承认其中一种平等规则,而否定另一种平等规则。目前有一种倾向,就是只承认按要素分配的平等,而忽视了按劳分配的平等,结果导致了非劳动要素同劳动要素之间收入差距的不合理扩大。应当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按要素分配具有不同于资本主义按要素分配的性质,它要受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制约。
落实科学发展观,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进经济循环协调机制形成,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经济的发展需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律,需要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环环相扣,保持经济自身循环机制的协调。如果不处理好这四方面的关系,经济内生的循环协调机制就不能形成,也就无法保证经济能够长期持续发展。在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关系中,分配是重要的关键的环节。如果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拉大,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里,就会出现边际效应递减,更多地转化为储蓄和投资,形成不了消费能力。而消费倾向最高的多数人,却因实际可支配收入过低而缺乏购买能力,导致消费预期改变,从而降低总的居民消费需求。实现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就要改变我国投资增速过快,居民消费偏低的问题。而改变居民消费偏低问题,就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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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激发了社会成员积极投身国家建设的热情,对加快经济发展和实现共同富裕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以人为本,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共建共享和谐社会,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建设,既要使经济发展、物质财富比较丰富、人民生活比较殷实,又要使社会公平公正、氛围祥和而充满活力。市场经济本质上属于利益驱动下的效率经济,经济快速增长可以在总体上提高全社会的福利,但却并不能自动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同样重要,“蛋糕”分配不公也会带来“有增长,无发展”的严重社会问题。拉美国家的经验教训表明,完全放任的市场经济并不能保证社会公平公正的自动实现,过分依赖市场调节往往会出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因此,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必须在继续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求负有更大责任的政府必须尽职发挥收入分配的调控功效,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改革 发展的成果,向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促进社会祥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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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以来,我国持续深化收入分配改革,2012年至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4%,和经济增长保持同步,收入分配差距逐步缩小。
报告指出,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完善按要素分配的体制机制,促进收入分配更合理、更有序。鼓励勤劳守法致富,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彻底解决最贫困人口的脱贫,提高人民整体生活水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需要深化收入 分配制度改革。到20世纪末,我们实现了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设计的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明显改善,总体上跨入了小康社会的门槛。如此大的经济体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中国道路”的强烈关注。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党的十七大强调要确保到2020年实 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我们亲历了国家日新月异的巨大变革,见证了中国对人类发展进步事业的贡献。但同时也要清醒的看到,我国还有2000多万最贫困农村人口脱贫问题没有彻底解决, 制约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从总体实现小康到全面实现小康,需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也更有理由对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提出更高标准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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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调动企业和人们的积极性,提高企业竞争能力的发展,需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改革开放和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极大的鼓舞了企业和人们发展生产、创造财富、贡献社会的热情,使我国实现并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当改革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以后,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分配制度缺位和分配秩序混乱,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拉大了贫富的差距,有些政策性和体制性因素不利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巳经压抑了企业和人们发展的积极性,给企业治理和企业创新增加了难度,更容易引发社会公众心理的失衡,并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消极影响。化解和消除这些问题,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和效率,提高企业的长期竞争能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迫切需要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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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各要素所有者之间不存在剥削与被剥削的对抗性质,他们在本质上都属于社会主义劳动者的范畴。在收入分配过程中,这两种分配原则应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社会主义建设者之间的平等关系。这应当是现阶段两种不同的平等规则统一和结合的出发点和基础。
对当前我国的收入分配问题,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史观,要坚持一分为二的观点。既不能简单的歌功颂德,也不能简单的一味否定。第一,30多年的改革开放是我国经济发展最快、居民收入增长最快、居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期,但同时也出现了居民总体收入差距呈现快速扩大的趋势。在改革开放的推动下,我们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以世界少有的速度持续快速发展起来。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稳步推进,各阶层群体都获得了改革带来的实惠,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正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迈进。但我们也要看到,伴随着居民收入和家庭财产普遍增加,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这些年居民总体收入差距也出现了快速扩大的趋势。改革开放之初的1978年我国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21-0.24,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大致为0.16-0.18,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综合基尼系数已经达到0.45,而且从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动曲线来看,仍将呈现继续扩大的趋势。从居民实际收入来看,这几年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较快,但低于城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2004年和 2005年城乡居民收入比分别为3.21:1和3.22:1,2006 年扩大到3.28:1,绝对额的收入差距达到8172元,城乡居民收入增长的相对差距和绝对差距仍在扩大。因此,出现“端起碗吃肉,放下碗骂娘”的矛盾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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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收入分配问题本身十分复杂,涉及面很广,大家看问题的角度以及各自拥有的分析资料不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因此难以达成共识。第二,有关主管部门的分管领域、责任权限不同,对收入分配改革的认知度不同,所以各部门之间存在不同看法。第三,收入分配必然涉及到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改革开放至今,不同领域、部门、行业和群体之间的收入提升、生活改善幅度参差不齐。而在调整过程中,不同群体、不同领域受益或受损的程度不同,因此所持立场也不一样。当然主要是由于改革方案出台会对现行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那些既得利益群体必然不满意,成为方案出台和实施的最大阻力。
大规模扶贫开发极大地缓解了贫困现象,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占20.4%的低收入家庭也比过去有明显较快的增长,但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差距明显扩大的新发展问题。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一直致力于发展生产、消除贫困的工作。但大规模意义上的扶贫开发,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提出并实施的。继1993年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之后,2001年颁布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了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为主要目标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大规模扶贫开发,使贫困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较大幅度的改善,极大地缓解了贫困现象。从1978年到 2007年,中国的贫困人口由2.5亿人减少到2000多万人②。近些年,国家也通过加大财政的转移支付,提高最低保障标准,完善医疗保险,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方面的努力,创造条件让20%的低收入家庭增加收入。从纵向比来看,低收入家庭近些年收入增长很快,确实上了一个台阶,这也是有目共睹的。但一方面,我国还有相当多的贫困人口,2000多万农村最贫困人口的贫困线标准还比较低,依靠各种救济生活的城市居民大约也有2000多万人。目前,我国城乡居民的人民币储蓄存款约在 20万亿左右。根据测算,存款分布非常不均,20%的高收入者占了80%,而80%的低收入者只占20%。从横向比来看,与已经涌现出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甚至数十亿富翁阶层财富的快速积累相比,这些低收入者的差距相当大,的确还处在财富分配分布的最低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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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之间的矛盾,实质上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在分配制度上的反映。所以,解决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之间矛盾的根本途径,就是要深化改革,探寻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有效形式,进而才能找到解决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矛盾的可行途径。
收入分配改革是个重大和艰难的工程,因为这涉及利益调整和分配。占优或既得利益一方本来就属于强势群体,拥有较强的话语权,削弱这个群体的既得利益,其艰其难可想而知,这也是为什么收入分配改革方案2004年就开始起草却一直未推出的原因。
收入分配改革要寻找突破口,我们认为,这可以从房地产调控着手,房地产调控是针对市场的政府行为,通过调控来调节收入差距,比起改革垄断国企以调收入差距,是个更能在短时间内见效的途径。最关键的是,房地产是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