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小组关于“经济新常态面临哪些挑战？”问题的讨论。

第一个挑战是投资问题。中国经济发展无论如何绕不过投资。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主要取决于投资。但投资又带来了产能过剩、增长水分等很多问题，所以出现了“投资-增长-过剩”的悖论，在新常态下需要进一步解决好这个悖论。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用改革的方式，对投资进行一些新的处理。

第六，国际上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下滑加上国内以房地产市场为代表的内需不足，通缩压力正在加大。无论是日本还是欧洲的经济萧条，都有通缩的身影。未来通缩压力值得警惕。

具体来说，就是要解决好投什么、如何投、谁来投三个问题。投什么是要偏向消费生态，如何投是要减少负债、增加股本，谁来投是要民间资本来投。对投资进行处理，一要做好激励机制问题，现行GDP的考核很难对政府、企业起到激励作用。二要做好基础设施投资的商业可持续性问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调整经济结构、调整统计方法和计价方式，让这些过剩的产能可以到有大量需求的领域中去。

（五）已经进入并将长期处于人口老龄化社会人口老龄化是中国面临的长期挑战。

中国已进入并将长期处于老龄化社会。如果维持现行生育政策不调整，几十年后，劳动年龄人口锐减，老年人口比重过大，势必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活力和国际竞争力。

我们在这么多年的GDP增长速度的背后，没有把“数字”背后的质量做综合的评价和考核。习近平讲我们经济要发展，我们也要青山绿水，要让我们的老百姓记得住“乡愁“。既要发展经济，又要保护环境，节约资源，这就是对地方政府官员的一大挑战。

如何有效应对经济“新常态”？毛振华提出，既要避免再次陷入过去完全依赖政府投资和货币投放的增长模式，也要在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的同时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降低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实现调结构和稳增长的并行。

一方面，进一步实现经济结构调整。包括加快建设多层次资本市场，拓宽企业融资渠道，鼓励企业扩充资本金。

另一方面应该坚持底线管理，稳增长。保持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加强预期管理，通过市场化手段鼓励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减少资金在金融体系内部的空转。其中，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是让市场重现活力的重中之重。

第二个挑战是债务率上升和杠杆率飙升。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是因为发达经济体杠杆率上升、债务上升导致的债务危机。在危机发生时，我国的杠杆率和负债率都不算高，但这几年都飙升了。我国的实体经济总负债杠杆率的占比目前还不高，但是企业的负债非常高，实际上与国际比较都是这样。

中国人口老龄化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具有明显不同的特点，解决起来更加困难。 
一是整体数量庞大。目前，60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世界老年人口总量的1/5强，占亚洲老年人口的1/2强。 
二是高龄趋势明显。中国高龄老年人口正以较快的速度增长，预计到2020年，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将达到3000万人。

三是性别比严重失调。中国老年人口中女性比男性多数百万人，特别是８０岁及以上年龄段尤为明显。 
四是老龄化先于工业化。发达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都实现了工业化，而中国现在仍处于工业化的进程之中。

第三个挑战是城镇化问题。原来城镇化是开发计划，买地、卖地、招商，现在需要从城乡一体化的角度重新看城镇化，要从土地市场一体化的角度看城镇化。城市化是为了提高效率，城镇化的社会含义意味着公共服务均等化。

　中国整体增速大幅放缓并不必然导致国民福利增长大幅下滑。过去，伴随经济急速增长的是低回报投资、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不平等日益加剧以及社会消费领域（尤其是环境、医疗和教育）投资不足。即使GDP增长大幅放缓，中国也可能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实际上，如果能完全放弃GDP增长目标、转而设定公共、私营部门消费增长目标，或许会更好。

我们以前太多数行业是粗放式发展，所以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的产生占主导。就拿钢铁行业来说，我国的钢铁产量占全球的70%，可是特种钢、优质钢少，大多数是粗钢。虽然盈利水平低下。但它所消耗的能源和造成的环境污染却是巨大的。

第四个挑战是房地产市场。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从体制上削弱了房地产价格上涨的经济社会基础。另外，城镇化战略的转型，终止了住房市场发展的传统动力。

随着经济放缓以及增长重心从制造业和建筑业转向服务业，私营部门的投资需求必然会萎缩。但投资同时带来了近乎一半的需求。在投资增速放缓的同时维持总需求水平将非常具有挑战性。政策制定者拥有防止金融危机的工具，但要避免需求（以及增长）出现意外的大幅放缓将非常困难。

未来城镇化将不再主要体现为开发区化的城市规模扩张，所谓10-20年的刚性需求是否还存在，需要认真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当城乡土地一体化时，房价上不去了。再加上房地产市场供应量绝对大于需求量，居民的购房意愿急剧下降。

管理好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对接。高储蓄的中国的经济放缓带来了双重挑战。其一是对全球需求的影响，尤其是大宗商品。其二（现在同样明显）是过剩资本外流削弱汇率、进而导致出口增加、经常账户盈余扩大的趋势。北京似乎已经准备好大量动用外汇储备，而非大幅收紧资本外流管制或是让人民币汇率下跌。如何解决这些压力将带来全球性影响。

中国房地产市场将经历一个五年时间的中期调整。在这一过程中，金融问题会产生，但金融问题还不会对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原因在于：一是现在房地产市场价格下跌，但还没有造成负资产。如果造成负资产就会出现恐慌性抛售现象；

出口占比下降

 中国经济中投资、消费和出口这“三驾马车”二升一降。出口占比下降，既有国内自身的原因，又有国际因素的影响。在国内，原来出口型的企业多以低端制造业为主，产口附加值低，再加上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人民币的升值，极大地压缩了企业的利润空间，特别是一些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付完劳动工资和税费之，利润率几乎为零，所以这两年有大量的这些企业倒闭、破产。

所以面对国内外的挑战，要主动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狠抓改革攻坚，深化对外开放，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快实现由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的转变。

二是金融机构还没有出现大面积亏损；三是中国居民借钱比较少。对房地产市场的短期调控，我不主张采取措施，建议把过去的措施取消掉。因为过去的措施太多，多到我们无法看到房地产市场应该是什么样的。但要采取长期措施，因为中国房地产市场发展十几来年来没有顶层设计，因此，对于一些根本性问题没有回答。

幸运的是，在利用过剩储蓄推动海外发展方面，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富有想象力的想法，包括加强投资海外交通基础设施的“一带一路”计划，以及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中国现在的年度总储蓄额约为5万亿美元。在国内外找寻高效利用这笔巨额资金的途径将是一项挑战。

其中一些企业转移到非洲、东南亚等劳动力成本低的国家去生产。在国际上，全球经济不景气，欧洲出现通缩，购买力下降，美国制造业回流，等等这些因素都对我国出口企业产生巨大的影响。

1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5年年会上，国内外的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企业负责人就“新常态下中国的发展与改革”等主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交流，取得了丰富的成果。新常态将给中国带来新的发展机遇，也让中国的经济改革面临新的挑战。概括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经济增量依然可观，但稳定经济增长任务繁重。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从经济总量看，我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从发展速度看，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最后，中国设想中的向繁荣的市场化经济转型将带来巨大的政治考验。北京方面必须果断行事，同时响应人民的要求。目前，在经济方面，中国政府似乎异常地优柔寡断，但在政治上威权色彩却日益浓厚.只要不是傻瓜，任何人都知道政治不稳定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将是一场灾难。同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击腐败、并以此加强共产党合法性的愿望也是可以理解的。

2经济新常态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能够有效保障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而财力的增加能够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也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大国红利”。但客观讲，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挑战亦十分明显，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采取各种措施综合施策，使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

第五个挑战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地方政府债务可能长期化，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总体可控，理由有三点：一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仍控制在40%以内，处于国际通行的60%债务率控制标准范围内，但是如果不加以处置，长此以往就会成为大问题；

       不过，很难相信，一个创新、开放的中国可以被无限期地束缚在一个全能型一党制政府的“紧身衣”之下。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要超越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一个世纪前发明的“民主集中制”。所有这些挑战都很艰巨。但中国之前的成功为未来的成功提供了信心。

3二是经济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但核心动力源正在培育中。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从城镇化角度看，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2013年我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仅为53.73%，户籍城镇化率则低得多，仅为36%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