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小组关于“经济新常态面临哪些挑战？”问题的讨论。

新常态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

GDP降速是中国未来发展必经的过程，之前三十年我国过于看重GDP导致了环境污染和产能过剩等问题。产能过剩矛盾突出，钢铁冶金等产业的发展能快速的推动GDP发展，但是经过了三十年，我国现在年钢铁等使用率仅占生产率的百分之七十，新常态的提出让我们不得不去改变。

我认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无论是从国际形势还是内部变化来看，中国经济发展都面临诸多挑战。

(一)面临更加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

世界经济深度调整成为新常态。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仍在不断发酵，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形势更加复杂多变，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深度调整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世界经济的新常态。

首先，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成为新常态。国际金融危机使美国和欧盟等发达经济体重新认识制造业对推动技术进步、拉动就业的重要性，将重塑制造业视作拉动经济复苏、恢复经济活力的关键，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来实现本国的“再工业化”，吸引制造企业回归。

再次，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放缓成为新常态。当前，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已占到全球一半之多。但是，国际金融危机导致作为全球增长引擎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速放缓，对世界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同时，一些新兴市场国家陷入“中年危机”，国家的经济结构长期失衡直接导致其经济脆弱。

我国现在面临增长速度换档期、经济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这“三期”也是我们以后所要面临的主要挑战

生产要素成本加速上升，面临人口老龄化。改革开放三十年，以前我国最大的优势是资源和人口。资源在上一点已经提到，而人口。我国过去以廉价劳动力为特点，但是随着外企逐渐撤出中国，显示我国本土的劳动力不再廉价，导致生产成本也上升，影响消费流通。人口老龄化一词也在近几年被提起，成本上升，可用工作人数量下降，又一个发展的挑战。

一是经济增量依然可观，但稳定经济增长任务繁重。

经过30多年高速增长，中国经济体量已今非昔比。2013年一年中国经济的增量就相当于1994年全年经济总量，可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从经济总量看，我国目前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从发展速度看，30多年来，中国经济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长速度高速发展，创造了经济增长的“中国奇迹”。

经济新常态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能够有效保障国家财政实力不断增强，而财力的增加能够对促进经济发展、加强经济和社会中的薄弱环节、切实改善民生、有效应对各种风险和自然灾害的冲击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从我国的发展实际看，依靠依然可观的实际增长，党的十八大确定的“两个百年”奋斗目标是能够实现的，也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大国红利”。

但客观讲，经济新常态下，经济下行的挑战亦十分明显，需要我们保持战略定力，采取各种措施综合施策，使经济增长运行在合理区间。

二是经济增长动力更为多元，但核心动力源正在培育中。

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空间大。从城镇化角度看，我国正在经历世界上速度最快、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城镇化伴随的大规模人口迁移，将推动消费持续增长，这将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大推动力。2013年我国的名义城镇化率仅为53.73%，户籍城镇化率则低得多，仅为36%左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工业化角度看，我国工业化的任务远没有完成，除东部部分省市基本完成工业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区工业化的发展还不是很充分，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

但也应当看到，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创新能力提升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面临的创新挑战和技术瓶颈依然存在，离依靠“技术红利”创造经济增长核心动力源还有较远的距离。

三是发展前景更加稳定，但经济结构转型升级还有很大空间。

2013年，我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6.1%，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4年的统计公报显示，这一比例攀升至48.2%，这是非常好的经济结构优化迹象。在支撑我国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长中，内需结构中投资占比相对较高，但2010年消费率和投资率达到各占50%之后，消费率出现较快增长趋势，在经济结构中占比再次超过投资率，消费的基础性作用和投资的关键性作用逐步得到体现。

由于地理条件、发展基础、历史文化等因素，我国区域经济结构中，东中西部发展差距较大，随着“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等区域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区域结构亦在逐步得到优化，将为中国经济带来更多“发展红利”。

但同时应看到，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还面临着诸多挑战，产业结构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显得较为落后，需求结构、区域结构、城乡结构、收入分配结构等还有很大的调整空间，这些因素在制约着中国经济质量的整体提高。

四是市场活力进一步释放，但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在经济新常态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核心仍然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新一届政府将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当头炮”，目的就是要从体制机制上给各类市场主体松绑，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2013年以来，国家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共700余项行政审批等事项，涉及到将工商登记前置审批事项改为后置审批等一系列具体举措。2014年前3个季度全国新登记注册市场主体920万户，新增企业数量较2013年增长60%以上。

这些举措既对减轻企业负担、激发市场活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将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机遇之一。同时我们也要承认，当前地方一些职能部门过度干预企业经营管理，吃拿卡要、“红顶中介”、寻租腐败等现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也是新常态下中国经济改革的重要挑战之一。

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世界银行的《东亚经济发展报告（２００６）》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基本含义是指，即鲜有中等收入的经济体成功地跻身为高收入国家，这些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既无法在工资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高收入国家竞争。

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将发生什么转变？对于关心世界发展前景的人而言，这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参加今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China Development Forum)，为我们提供了观察中国政策制定者如何看待未来挑战的一个不错的窗口。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the State Council)的学者们为论坛准备的演讲和论文为我们提供了洞见。

中国当前面临着四大主要挑战。第一是如何转变增长模式——既在数量上也在质量上。第二是如何相对平稳地管控潜在增长不可避免的放缓。第三是如何管理好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对接。最后是如何掌控国内政治演进。

2012年，中国已经进入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目前，经济增长减速、经济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发展方式不适应、就业压力上升、腐败现象蔓延等其他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出现过的问题，在中国也一定程度地存在。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不但会给社会稳定造成极大的危害，甚至使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同时，中国还出现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

毛振华提出，中国经济“新常态”目前主要面临六个方面的挑战。其一，前期刺激性政策的后遗症严重，导致中国宏观经济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将一直面临“流动性泛滥”、“债务高筑”、“经济泡沫化”、“产能过剩”等问题的困扰，系统性风险难以在短期化解。

首先，中国已经接受了趋势增长率的下降。“十三五”期间（2016年-2020年），预计每年经济增速不会低于6.5%。虽然按国际标准衡量算快的，但对中国而言却是较慢——至少相对直至最近的几年（见图表）。

(三)各类经济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 
    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当前高杠杆的风险点主要包括企业高负债风险和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泡沫化的风险源则是以房地产为主的资产价格风险。

我国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新常态，如何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我们的认识和实践刚刚起步，有的方面还没有破题，需要广泛探索。

第二，“微刺激”政策效果显著减弱，“定向宽松”的政策效应也不明显，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没有明显降低，复苏动力不足。

然而，这一增速仍将帮助中国实现2020年人均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比2010年翻一番，也将实现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的2020年之前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到那时，按购买力平价算，中国实际人均GDP应该接近美国水平的三分之一。

中国整体增速大幅放缓并不必然导致国民福利增长大幅下滑。过去，伴随经济急速增长的是低回报投资、产能过剩、环境污染、不平等日益加剧以及社会消费领域（尤其是环境、医疗和教育）投资不足。即使GDP增长大幅放缓，中国也可能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快速提升。实际上，如果能完全放弃GDP增长目标、转而设定公共、私营部门消费增长目标，或许会更好。

在论坛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强调了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计划。他还强调了向创新型经济转型的必要性以及控制污染的紧迫性。向低碳经济转型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巨大的机遇。此外，“十三五”规划承诺改革城市户籍登记制度（户口），以鼓励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这将带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这也带来了与之密切相关的第二大挑战。这些向好的长期变化无法掩盖当下的阴霾。正是在一个经济体增速放缓时，其内在的不平衡将突显出来。中国的投资占GDP比重接近45%。

第三，工业企业利润已经低于2008、2009年的水平。

(四)生态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生态环境严重恶化。 
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首次用了“上限”二字，这是中央在研判当前生态环境保护形势后发出的有史以来最为严厉的警告。201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生态环境保护形势的定性还是“生态环境恶化”，时隔一年，形势判断发生了巨大转变。措辞变化的背后是生态环境的急剧恶化。

随着增速放缓，这一异常高的水平很难具有合理性。此外，这种高比例的投资还带来了债务的爆炸式增长以及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技术进步的指标）增速下滑。这样的增长路径不可持续（见图表）。

随着经济放缓以及增长重心从制造业和建筑业转向服务业，私营部门的投资需求必然会萎缩。但投资同时带来了近乎一半的需求。在投资增速放缓的同时维持总需求水平将非常具有挑战性。政策制定者拥有防止金融危机的工具，但要避免需求（以及增长）出现意外的大幅放缓将非常困难。

政策制定者已经禁不住诱惑要重启信贷驱动的投资引擎。然而，这样做将推迟必要的调整，而且几乎肯定会给未来带来更大的调整性冲击。

这进而带来了第三大挑战：管理好中国与世界经济的对接。高储蓄的中国的经济放缓带来了双重挑战。其一是对全球需求的影响，尤其是大宗商品。其二（现在同样明显）是过剩资本外流削弱汇率、进而导致出口增加、经常账户盈余扩大的趋势。北京似乎已经准备好大量动用外汇储备，而非大幅收紧资本外流管制或是让人民币汇率下跌。如何解决这些压力将带来全球性影响。

第四，服务业难以在工业萧条的大环境下独善其身，可能拖累就业。

所以，在达到或接近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上限后，如果生态环境恶化无法扭转的话，就有可能危及经济发展甚至社会安全。

第五，2014年房地产市场的周期性逆转是经济下滑的新因素。未来几年中，房地产周期型调整成为左右中国宏观经济“新常态”的核心力量。

过去，我们把GDP的增长速度作为对地方政府考核的主要指标，所以地方政府为了业绩，过多地干预市场，盲目投资，扩大产能，甚至有些地方付出一切代价、不顾一切后果，去追求这个“数字”，最后出现了破坏生态环境、浪费土地资源、侵占农民利益、产能大量过剩等一系列的问题。

幸运的是，在利用过剩储蓄推动海外发展方面，中国政府已经提出了富有想象力的想法，包括加强投资海外交通基础设施的“一带一路”计划，以及创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中国现在的年度总储蓄额约为5万亿美元。在国内外找寻高效利用这笔巨额资金的途径将是一项挑战。

最后，中国设想中的向繁荣的市场化经济转型将带来巨大的政治考验。北京方面必须果断行事，同时响应人民的要求。目前，在经济方面，中国政府似乎异常地优柔寡断，但在政治上威权色彩却日益浓厚。

只要不是傻瓜，任何人都知道政治不稳定对中国和世界而言都将是一场灾难。同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打击腐败、并以此加强共产党合法性的愿望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很难相信，一个创新、开放的中国可以被无限期地束缚在一个全能型一党制政府的“紧身衣”之下。中国的政治制度必须要超越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一个世纪前发明的“民主集中制”。

所有这些挑战都很艰巨。但中国之前的成功为未来的成功提供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