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与中国近代化的比较

明治维新是日本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中后期掀起的一场规模宏大的近代化运动。它是日本由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的伟大历史转折点，使日本结束了260多年的封建幕府统治，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维护了国家独立(“完全独立更绝无仅有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国家，成为东方一颗耀眼的“慧星”。明治维新的成功被誉为“世界奇迹”。

中国近代史中的洋务运动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为了国家的自强和防止日趋严重的被侵略危机概率的提高。

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是亚洲两个近邻近代化的一次真正较量 。其结果世人皆知，其原因众说纷纭

明治维新，是指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

经济层面 就社会经济层面而言，19世纪时的日本已有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础，当时的中国则仍旧欠缺。例如：日本幕府时代已有专责封地管理的“藏元”，称为“两替屋”的银行业，以及其他各种现代商业元素。明治维新只不过是把各种商业元素予以结合，成为强大的力量影响全国。中国在现代商业元素方面则几乎付之阙如，社会上的商业行为仍以农业为其根本，欠缺银行业、保险业、会计业、法律业等现代商业体系的必要机制。要在中国推行类似明治维新的改革，容易被传统社会排斥。

幕府末期，在经济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出现了所谓豪农豪商阶层。下级武士中的革新势力和出身豪农豪商的志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即：尊奉天皇，赶走外国侵略者。*与西方势力勾结的幕府当权者；*在日本的西方国家商人和外交官；进攻西方列强船只等。在此期间，尊攘派对幕府尚存幻想，没有明确提出推翻幕府统治要求，并受到幕府军队与西方列强的严厉镇压，最终失败。

日本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优于中国.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国封建社会内部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19世纪中叶,这两个国家都还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充分的社会经济前提.只是由于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日中两国才被迫将“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任务提上自己的历史议事日程.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略高于中国,因此它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也比中国更有利一些.

日本明治维新时，国际资本主义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而且正集中力量侵略中国。而中国戊戌变法时国际资本主义已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中国抢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社会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困苦，幕府的统治者们却仍在加大盘剥和压榨。随着欧美侵略者的相继入侵，日本又陷入更为深重的民族危机。

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6月11日公布《政体书》。9月3日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1869年5月9日迁都东京。

日本明治维新是日本天皇亲自提议并领导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强国强军，体制改革，言论自由，力图发展。中国的戊戌变法实际上是光绪同慈禧的皇权之争。

中国维新派弱小，没有实权，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而日本改革力量强大，有实权，得到人民的拥护，采用武装斗争，推翻了封建势力代表的幕府统治，解除了改革的障碍。

中国与日本不同的是，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这种制度已经发展到它自身极精制和极完备的地步，不改变它已经无法与时代共同发展，要改变它又必然触及那些深层的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这就好比旧时单身娶亲、妻丧续弦或者只是纳妾，都比较好办，但若喜新厌旧、休妻另娶，问题就复杂了 其次，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的另一个重要区别点是，它们历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民族具有开放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

中国的封建势力比日本的封建势力要强大得多。中国封建制度延续了两千多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都占绝对统治地位，形成一个完整的封建主义体系，中国资本主义虽然获得了初步发展，但仍微弱，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的依然是分散的小农业和城乡手工业。正是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成为封建势力赖以生存的基础。我国自古国力强，周围诸国都比较落后，故“天朝大国”、“地大物博”、“无求于人”的思想影响深远，故步自封、妄自尊大的情绪十分强烈。所以，中国的封建势力特别顽固。这股顽固的封建势力，上有清政府的各级官僚，下有广大的地主、绅士、僧尼道士和满族旗民，并以*为总头目、总代表。

明治维新始于1868年，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在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 大力发展教育，这次改革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而在1898年6月11日至9月21日，中国正进行戊戌变法，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主的维新派人士通过光绪帝进行倡导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的政治改良运动。尽管由于封建制度根基太深太久，改革并未成功，但这次改革对中国思想解放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虽然都是具有反封建性质的运动，不同点是，它们历史文化背景有很大的不同。日本民族具有开放性地吸收外来文化的历史传统，而中国较为保守。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而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水平高；中国封建势力强大，而日本封建势力薄弱；中国面对中外反动势力勾结。

百度百科 目录 声明：词条人人可编辑，创建、修改和认证均免费 详情 历史上的1月3日：地理巨著《海国图志》出版发行 24.3万 1'33" 迷彩虎讲堂：日本最牛特工竟干掉了日本首相 1.6万 5'19"  明治维新 19世纪60-90年代日本的改革运动 日本明治维新一般指本词条 本词条是多义词，共2个义项 展开 明治维新，是指19世纪60年代末日本在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冲击下所进行的，由上而下、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全盘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 这次改革始于1868年明治天皇建立新政府，日本政府进行近代化政治改革，建立君主立宪政体。经济上推行“殖产兴业”，学习欧美技术，进行工业化浪潮，并且提倡“文明开化”、社会生活欧洲化，大力发展教育等。这次改革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走上工业化道路的国家，逐渐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是日本近代化的开端，是日本近代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 但日本的明治维新并不彻底，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日本强大后，走上了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 中文名 明治维新 外文名 めいじいしん 实施时间 1868年1月3日 实施地点 日本 改革效果 使日本跻身于世界军事强国之列 改革性质 全面西化与现代化改革运动 改革口号 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 代表人物 坂本龙马，大久保利通，睦仁天皇 局限性 保留了大量的封建残余 改革方式 脱亚入欧 历史背景 幕末危机 在19世纪中期的亚洲，日本处于最后一个幕府——德川幕府时代。掌握大权的德川幕府对外实行“锁国政策”，禁止外国的传教士、商人与平民进入日本，也不允许国外的日本人回国，甚至禁止制造适于远洋航行的船只。在此期间，只允许同中国、朝鲜和荷兰等国通商，而且只准在长崎一地进行。此外德川幕府亦严禁基督教传播。[1]  在日本明治维新前，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开始出现家庭手工业或手工作坊。作坊内出现了“雇用工人”制，资本主义的萌芽出现了。它的出现，冲击了封建自然经济，从根本上动摇了幕府的统治基础。在商品经济形态的快速扩展下，商人阶层，特别是金融事业经营者的力量逐渐增强。商人们感觉到旧有制度严重制约着他们的发展，于是开始呼吁改革政治体制。具有资产阶级色彩的大名（藩地诸侯）、武士，和要求进行制度改革的商人们组成政治性联盟，与反对幕府的基层农民共同形成“倒幕派”的实力基础。[1] 黑船事件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马休·佩里（MatthewCalbraithPerry）率领舰队进入江户（今东京）岸的浦贺，把美国总统米勒德·菲尔莫尔写给日本天皇的信交给了德川幕府，要求同日本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贸易。史称“黑船事件”（亦称“黑船开国”）。1854年，日本与美国签订了神奈川《日美亲善条约》，又名《神奈川条约》，同意向美国开放除长崎外的下田和箱馆（函馆）两个港口，并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由于接踵而来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德川幕府再度成为日本社会讨伐的目标。日本封建阵营出现分化，中下级武士中要求改革的分子形成革新势力，号召尊王攘夷。革新势力的代表人物有吉田松阴、高杉晋作、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横井小楠、大村益次郎等，主要集中在长州（今山口县）、萨摩（今鹿儿岛县）、土佐（今高知县）、肥前（今佐贺县和长崎县）等西南部强藩。这些藩国在历史上与幕府矛盾较深，接受海外影响较早，输入近代科学技术和拔擢中下级武士都比较积极。  佩里来航 改革派的建立 幕府末期，在经济中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出现了所谓豪农豪商阶层。下级武士中的革新势力和出身豪农豪商的志士，联合与幕府有矛盾的西南强藩和皇室公卿等，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即：尊奉天皇，赶走外国侵略者。刺杀与西方势力勾结的幕府当权者；袭击在日本的西方国家商人和外交官；进攻西方列强船只等。在此期间，尊攘派对幕府尚存幻想，没有明确提出推翻幕府统治要求，并受到幕府军队与西方列强的严厉镇压，最终失败。 尊王攘夷运动失败后，许多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想改变日本现状，实现富国强兵，必须推翻幕府统治。于是，尊王攘夷运动演变为倒幕运动。 1864年，高杉晋作起兵夺取了长州藩的政权，此后，长州在木户孝允（桂小五郎）的主持下进行改革，倒幕运动蓬勃发展。 武装倒幕的根据地又称为西南四强藩：长州，萨摩，土佐，肥前。 历史起因 19世纪中叶,日本仍处在小农经济的封建社会，天皇并无权威，大权掌握在第三个封建军事政权德川幕府手中。 德川幕府在日本推行“闭关锁国”政策，将日本通向世界的大门死死关上。外国人中仅有中国和荷兰的商人可以在唯一的开放口岸——长崎从事商业活动，国民没有信仰自由。 社会生产力低下，人民生活困苦，幕府的统治者们却仍在加大盘剥和压榨。随着欧美侵略者的相继入侵，日本又陷入更为深重的民族危机。 国内外矛盾日趋激化，面临重重危机的日本，急需一场革命来摆脱这种困境。不堪忍受幕府统治和外国侵略者压迫的日本民众纷纷要求“富国强兵”。他们拿起武器，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2] 　　倒幕运动 1863年6月，幕府被迫宣布攘夷，随之发生了美英荷法四国军舰炮击下关（下关战争），英国舰队进攻萨摩藩（萨英战争）的事件。1865年春，长州藩尊王攘夷派领袖高杉晋作提出开港讨幕的战略，决定不再提攘夷，转向武装倒幕，并与萨摩藩结成秘密军事同盟。与此同时，英国也权衡利害，改变策略，援助倒幕派。幕府方面则投靠法国，于1866年7月发动第二次征讨长州藩的战争。此时人民起义风起云涌，沉重打击幕府。长州藩联合倒幕势力英勇抗击，同年9月迫使幕府撤军。 1867年孝明天皇死，太子睦仁亲王（即明治天皇）即位，倒幕势力积极结盟举兵。11月8日，天皇下达讨幕密敕。9日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奏请“奉还大政”。1868年（戊辰年）1月3日，天皇发布《王政复古大号令》，废除幕府，令德川庆喜“辞官纳地”。8日及10日，德川庆喜在大阪宣布“王政复古大号令”为非法。1月27日，以萨、长两藩为主力的天皇军5000人，在京都附近与幕府军1.5万人激战（鸟羽、伏见之战），德川庆喜败走江户。戊辰战争由此开始。天皇军大举东征，迫使德川庆喜于1868年5月3日交出江户城，至11月初平定东北地区叛乱诸藩。1869年春，天皇军出征北海道，于6月27日攻下幕府残余势力盘踞的最后据点五稜郭（在函馆），戊辰战争结束，日本全境统一。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这场战争是倒幕运动的尾声，也是日本资产阶级革命余波。随着西南战争中萨摩军的失败，由天皇操纵、主导政权的封建军国主义国家建立，标志着日本资本主义革命的结束。  共10张 明治天皇 日本资本主义革命：黑船来航（1853）——安政大狱（1858）——樱田门事变（1860）——文久政变（1863）——池田屋事变（1864）——禁门之变（1864）——功山寺起义（1864）——四境战争（1866）——明治天皇登基（1867）——小御所会议（1867）——鸟羽、伏见之战（1868）——江户无血开城（1868）——北越战争（1868）——“奥羽越列藩同盟”瓦解（1868）——箱馆战争【五稜郭之战】（1868——1869）——西南战争（1877） 历史经过 维新内容 以天皇为首的新政府，于1868年4月6日发布具有政治纲领性的《五条誓文》，6月11日公布《政体书》。9月3日天皇下诏将江户改称东京。10月23日改年号为明治。1869年5月9日迁都东京。并颁布一系列改革措施：  明治政府颁布《五条誓文》 1869年6月，明治政府强制实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政策，将日本划分为3府72县，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且天皇一切权力集于一身。 社会体制方面，废除传统时代的“士、农、工、商”身份制度，将皇室亲缘关系者改称为“皇族”，过去的公卿诸侯等贵族改称为“华族”，幕府的幕僚，大名的门客等改为“士族”，其他从事农工商职业和贱民一律称为“平民”，只是实现了形式上的“四民”平等，各等级间允许相互交往，但仍存在等级之分；为减轻因“版籍奉还”而连带的财政负担，政府通过公债补偿形式，逐步收回华族和士族的封建俸禄；此外亦颁布武士《废刀令》，以及建立户籍制度基础的《户籍法》。 社会文化方面，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文化及习惯，翻译西方著作。历制上则停用阴历，改用太阳历计日（年号除外）。 引进西方近代工业技术，设立工部省管理工商业；改革土地制度，废除原有土地政策，许可土地买卖，实施新的地税政策；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货币，并于1882年设立日本银行（国家的中央银行）；撤消工商业界的行会制度和垄断组织，推动工商业的发展（殖产兴业）。[3] 教育方面，设立文部省，颁布教育改革法令—《学制》，发展近代资产阶级性质的义务教育，将全日本划分为8个大学区，各设1所大学，下设32个中学区，各有1间中学，每1中学区下设210小学区，每一所小学区设1所小学，总计全国有8所公立大学，245所中学，53760所小学。教育机关颁布《考育敕语》，灌输武士道、忠君爱国等思想（有人认为此举用意在于强化最高权力集中式的社会体系，进行军国主义思想灌输，为日后的对外扩张铺路）。此外亦选派留学生到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留学。 军事方面，改革军队编制，陆军参考德国训练，海军参考英国海军编制；并于1872年颁布征兵令，凡年龄达20岁以上的成年男子一律须服兵役。一般服役3年，及预备役2年，后来一般役及预备役分别增至3年及9年，总计12年。1873年时，作战部队动员可达40万人。此外明治政府亦发展国营军事工业；到了明治时代中、后期，军事预算急剧增加，约占政府经费的30%～45%，实行军国主义，武士道精神。 交通方面，改善各地交通，兴建新式铁路、公路。1872年，第一条铁路——东京（新桥）至横滨（樱木町）间铁路通车；到了1914年，日本全国铁路总里程已经超过7000公里。 司法方面，仿效西方制度，于1882年订立法式刑法，于1898年订立法、德混合式民事法，于1899年订立美式商法。 宗教方面，基于政治理由，政府大力鼓励神道教，因为其宣扬忠于天皇的思想，对天皇统治国家有一定的帮助。同时亦容许其它宗教的存在，1873年日本取消基督徒传教的禁令。 开始时间 关于“明治维新”作为一历史时期的时间断限，说法不一。狭义地说，“明治”维新从1868年10月23日（旧历9月8日）宣布改元明治开始。但一般通常把前一年的1867年大政奉还、王政复古等许多政治变动都包含在内。其下限则也有废藩置县（1871年）、西南战争结束（1877年）、实施内阁制（1885年）、确立二元制君主立宪制（二元君主制）（1889年）等多种主张。 维新经过 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大型使节团出访欧美，考察资本主义国家制度。在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政府积极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以高征地税等手段进行大规模原始积累，建立了一批以军工、矿山、铁路、航运为重点的国营企业。与此同时，引进缫丝、纺织等近代设备，建立示范工厂，推广先进技术；招聘外国专家，派留学生出国，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由于过重的财政负担曾经引起财政危机，80年代初政府把一批国营企业和矿山廉价出售给与政府勾结因而拥有特权的资本家（即所谓政商），以优厚的保护政策鼓励华族、地主、商人及上层士族投资经营银行、铁路及其他企业。80年代中期起，以纺织业为中心，开始出现产业革命的高潮。 十九世纪的日本明治维新（めいじいしん），萨长土肥四强藩合兵。在伏见·鸟羽战役中战胜幕府军，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被迫奉还大政于明治天皇，从此日本正式迈入资本主义社会。 明治维新剥夺了封建武士阶层的特权，中上级武士因由政府赎买其土地而转化为新的寄生阶级，下级武士却只有破产一途。1877年，西南士族在西乡隆盛的领导下发生叛乱——西南战争是戊辰战争的余波。明治维新毁灭了旧的封建秩序，开创了新时代，无论在日本历史还是世界史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维新主角并非四强藩藩主，而是广大中下级武士和平民。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次政治革命，也是日本历史的重要转折点。它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归还天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并驾齐驱的国家。  倒幕运动 明治政府首先采取“奉还版籍”、“废藩置县”的措施，结束了日本长期以来的封建割据局面，为建立中央集权国家和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奠定了基础。此后，明治政府实施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富国强兵，就是改革军警制度，创办军火工业，实行征兵制，建立新式军队和警察制度，它是立国之本；殖产兴业，就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设备和管理方法，大力扶植资本主义的发展；文明开化，就是学习西方文明，发展现代教育，提高国民知识水平，培养现代化人才。 维新结果 “明治维新”后，日本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力日渐强盛，先后废除了幕府时代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重新夺回了国家主权，最终进入了近代化。可以说，“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的转折点。日本从此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并迅速成长为亚洲强国，乃至世界强国。[2] 日本走上强国之路，同时也走向扩张之路。[2] 历史影响 明治维新使日本迅速崛起，通过学习西方，“脱亚入欧”，改革落后的封建制度，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利用日趋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成为亚洲唯一能保持民族独立的国家，而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更在1895年以及1904年～1905年，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大清帝国（1644～1911）与沙皇俄国（1721～1917），因而跻身于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行列。但明治维新具有不彻底性，在各方面保留了大量旧日本时代的封建残余，如天皇权力过大、土地兼并依然严重等封建残余现象，与日后发生的一系列日本难以解决社会问题相互影响，使得日本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  日本人观看火车 维新初期，由于明治政府的政策，使得武士的社会地位大幅下降；而随着俸禄渐次缩减，武士的经济上保障也被削弱。凡此种种皆导致士族对明治政府的不满，武力抗争因此接二连三地发生。维新功臣西乡隆盛以鹿儿岛县为中心，于1877年6月18日年所发动的西南战争，成为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的士族反抗战役。战败之后，残余的士族成员转入地下活动，与板垣退助所主导的“民选议院设立运动”结合，透过“自由民权运动”的开展形成政治上的反对势力。1889年，《大日本帝国宪法》公布，成为亚洲第一部成文宪法；1890年，日本国会（帝国议会）正式开始运作。 至于社会、文化方面的改变，随着留洋知识分子（伊藤博文、大隈重信、新渡户稻造等）吸收并引介西方文化与典章制度进入日本，以及众多现代化事物的引进，“文明开化”的风潮逐渐形成，对于原本传统而保守的日本社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不只物质需求与生活习惯上出现西化的转变，在教育系统与社会组织的广泛推行下，思想与观念上也逐渐有了现代化的倾向（例如守时、卫生等概念与西式礼仪）；文艺上的影响也不小。 另一方面，虽然明治政府锐意改革，但整体而言较为偏重促使国家强盛的结果，也遗留了许多问题：如天皇权力过大、出身藩地的有权有势者长期掌控国政，形成势力庞大的“藩阀政治”体系、土地兼并依然严重、新兴财阀垄断市场经济等现象。这些负面问题与日后发生并累积的一些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相互影响，最终直接或间接促使日本走上侵略扩张的道路。 明治维新的积极影响： 明治维新推动了日本社会的进步，使之摆脱了民族危机，从此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历史局限性： ⒈虽然废除领主土地所有制，承认土地私有，但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地主所有制消极的一面逐渐显现出来，农民生活贫困，严重影响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制约了工业发展。  福泽谕吉 ⒉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和对外侵略扩张的军国主义，给亚洲各国带来了深重灾难。 ⒊明治宪法颁布后，藩阀长期以天皇名义垄断政权，议会形同虚设，人民没有获得民主权利。 ⒋推行愚民政策，灌输天皇崇拜思想，强制民众绝对服从天皇，为天皇尽忠卖命。 5.封建残余制约了日本的经济建设。 立宪的意义 使日本成为亚洲第一个立宪国家，确立了日本近代天皇制政治体制。采用君主立宪制（二元制）的形式，但实际上依然实行专制主义，藩阀以天皇的名义掌握政权。 促使中国的清王朝改变政治体制，仿日本实行君主立宪制，并于1908年8月27日颁布《钦定宪法大纲》，中国开始了“君主立宪”的道路。[4] 专制主义 明治政府在政治上神化天皇的绝对权威，建立“华族”制度以维护旧藩主、公卿的特殊地位，并把维新功臣、财阀列入华族，培植特权阶层；在经济上扶植带封建性的财阀和寄生地主；在意识形态上宣扬神道、皇道、儒学，并引进德国唯心主义哲学。1882年发布《军人敕谕》，鼓吹武士道。1890年发布《教育敕语》，推行以效忠天皇为核心的军国主义教育。经过明治维新，日本从幕藩领主统治的封建国家转变为带封建性的近代资本主义国家。与旧财阀紧密勾结的萨摩、长州等强藩出身的军阀、官僚贵族长期把持政柄，在建立近代天皇制的过程中推行“藩阀政治”。19世纪70～80年代，日本发生了反对专制政治、争取资产阶级自由民主权利的自由民权运动。明治政府通过暴力镇压和政治分化瓦解了这一运动，并于1889年颁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设国会，从而确立了专制主义的君主立宪制，即日本近代天皇制。 在对外关系方面，随着日本的国力日渐充实，不断进行交涉，要求修改条约。从1894年开始修改条约，至1911年终于全部废除。明治初年，日本即蓄谋向亚洲邻国进行侵略扩张。1874年出兵侵略中国台湾。1875年武装入侵朝鲜，次年逼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79年并吞琉球，改为冲绳县。至80年代末期，以侵略中国和朝鲜为主要目标的大陆政策基本形成。自90年代中期起，不断对外发动侵略战争。 （教育敕语）：重国宪，遵国法，一旦有缓急，则须义勇奉公，以扶翼天壤无穷之皇运，如是，则不特为朕之忠臣良民，亦呎以彰显尔祖先之风。 主要势力 重要人物 三杰 前三杰：吉田松阴、坂本龙马、高杉晋作 后三杰：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 高杉晋作 （1839～1867） 首次认识高杉，是在真船一雄的漫画《幕末西医外传》中。当时只知道他是位维新志士，创建了奇兵队，二十七岁时得肺病死去。 明治维新有三杰（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但同时代另有三人的声名更在三杰之上，即长州的高杉晋作，土佐的坂本龙马和幕臣胜海舟。 高杉晋作初名和介，又名春风，号东行，藩主亦曾名为东一（东邦第一人）和谷潜藏（深谷潜龙）。他家世为长州谱代重臣，曾就学于大思想家吉田松阴门下，与久坂玄瑞、入江久一并称为“松下三高足”。 木户孝允 （1833～1877） 木户孝允原名桂小五郎（父姓和田，他是过继给桂家），后为躲避幕府迫害才改名木户贯次，又改名为木户孝允，号松菊。  共3张 伊藤博文与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 桂是维新三杰之一，也出自吉田松阴门下，并在江户斋藤弥九郎的道场中学习剑术（神道无念流），成绩突出，第二年即当上塾头。1858年，他被任为驻江户的长州藩做太检校。 幕府大老井伊直弼为了打击尊王攘夷派，于1858年兴起安政大狱，吉田松阴与桥本左内、赖三树三郎等志士均被处死。桂受此事刺激，倒幕思想成熟，此后往来于江户、京都与萩城之间，联络同志，准备起事。 伊藤博文 （1841～1909） 原名俊辅，松荫门下，1871年岩仓使团访问欧美前是木户孝允的忠实追随者，以后则日益亲近大久保利通。 “俗吏”井上馨 （1835～1915） 长州下级武士出身，倒幕志士。曾在四境战争中守卫艺州口，不但击败来敌，并且反攻迫使艺州藩求和，维新后屡任要职，与肥前的大隈重信等积极推进资产阶级改革，结果被保守派西乡隆盛和江藤新平等骂为“俗吏”——当然井上也反骂西乡为“蠢子”。井上一度弃官从商，帮助奠定了三井财团的基础。1876年代表日本在对朝鲜的不平等条约《江华条约》上签字。1907年被授予侯爵。 大村益次郎 （1824～1869） 原姓林田，名永敏，长州医生，曾在大坂向绪方洪庵学习西医和荷兰话，后入幕府讲武所但任教授，翻译西洋兵书。桂小五郎与之接触，感觉这个沉默寡言的奇特（长相好像鲇鱼）家伙似乎满腹经纶，一打听原来是本藩人，于是想尽办法把他搞回本州，在藩校明伦馆教授兵学。 山县有朋 （1838～1922） 号素狂、言雪，别号芽城山人、椿山庄主、无邻庵主、小淘庵主、古稀庵主，通称狂介。年轻时加盟奇兵队，并任军监。功山寺起义后不久，举队投奔高杉，其后又参加了四境战争和戊辰战争，功劳显赫。 1898年时升任元帅并任首相。另外，他还于1889、1898年两次组阁。 长州 长州的尊王攘夷思想之祖，当然是吉田松阴（1830～1859），他的门下，除高杉、桂、伊藤外，还有在师门与高杉齐名的入江久一（1837～1864）、久坂玄瑞（1840～1864）、吉田稔麿（1841～1864）及品川弥二郎（1843～1900）、益田右卫门介（1833～1864）等，都为维新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萨摩（岛津）藩 萨藩在维新中的作为仅次于长州，但在新政府中掌握的权限，却在长州之上。藩主岛津齐彬是个大野心家，也因此萨军的实力最为雄厚。 西乡隆盛 （1827～1877） 独裁者大久保利通（1830～1878） 名利济，通称正助，后称一藏，号甲东。维新三杰之一，萨藩的重臣。他起初推行公武合体政策（公持朝廷，武持幕府，公武合体即天皇和将军分享权力），后因情势变化，转变为讨幕派。大久保利通 他和西乡私交甚厚，戊辰战争时，西乡掌兵，大久保掌民，合作十分默契。但通过其后参加岩仓使团出访欧美，大久保日渐赞同桂小五的内治为先的主张，反对西乡的“征韩论”。西乡被迫辞职归乡，大久保则作为内务卿，控制了明治政府的实权，从此二人仇隙日深。 当时的内务省，其权限除行政外，还包括治安、工商业及部分财政、司法权。大久保并以大隈重信（大藏卿）和伊藤博文（工部卿）为左右手，建立了完整的独裁体系。  共4张 大久保利通铜像 西南战争的翌年（1878），大久保于行路途中被刺。刺客据传是西乡的余党岛田一郎。 鹿儿岛群雄 战国末期，岛津氏就以其强大的家臣团称雄九州。二百余年后，岛津久光（岛津齐彬之兄、次代岛津忠义之父）统率下，又是人才辈出，成为西南第一强藩，倒幕之主力。 岛津的倒幕派家老，除西乡外，还有与大久保利通共组诚忠组的小松带刀（1835～1870）。其它人才还有曾密谋刺杀幕府大老井伊直弼的有马新七（1825～1862）、虽眼足均有缺陷却擅长兵法谋略的伊地知正治（1828～1886）、外交奇才寺岛忠则（1832～1893）、人称“人斩新兵卫”的大刺客田中新兵卫（？～1863）、参加过甲午海战的东乡平八郎（1847～1934），外号“刽子手”的中村半次郎（1838～1877）等。 另有两个人物值得小书一笔。一是黑田清隆（1840～1900），他曾作为箱馆征讨参谋攻击五稜郭（幕臣榎本武扬等割据北海道、建立共和国，1869年，明治政府发起箱馆战争，最后攻陷榎本的基地五稜郭）。但战争胜利后，他却四处奔走为榎本请命，并终于使其获释。1888年，黑田亦组阁成为首相。 还有就是在关西闻名一时的大财阀五代友厚（1835～1885），与其它实业家不同，他并非商人世家，而是由士转商，萨藩的优秀人才。 坂本龙马 （1835～1867） 熟悉战国历史的朋友，一定记得明智光秀的封地中心，是在坂本城——龙马的坂本姓氏，源之于此。 光秀之婿明智秀满（左马之助），传说未死于山崎合战，而是逃到了土佐的长冈郡，四代至八兵卫，开了一家居酒屋“才谷屋”，六代至八郎兵卫，始取得乡士资格。八郎兵卫大名直益，正是坂本龙马（本名直柔）的祖父。 因此，龙马和其它大部分维新志士不同，一是身份低微，只是个乡士，再就是非常有钱（才谷屋是土佐有数的大商家）。 故事的发生在龙马脱藩东上江户、谋刺幕臣胜海舟的前后。龙马曾经对一位密友说：“我喜欢小太刀，小太刀灵活，比太刀实用。”朋友深以为然，未曾想再见龙马，他却掏出来一柄手枪：“这个比小太刀更具威力。” 胜海舟是开国论的先驱，抱持着攘夷思想的龙马把他作为行刺目标、必杀的奸党。但是，胜精辟的思想终于使龙马认识到，不开国并发展经济、强大国力，亦无以抵御列强。那位朋友再见龙马，龙马掏出的是一部开国论书籍：“手枪只能杀伤敌人，此书可以振兴日本！” 成为胜海舟门徒的龙马，构思出了自己独特的共和政体论。1864年，他在长崎龟山创立了商社“社中”，又名“龟山社中”，也就是后来声名显赫的“海援队”。“海援队”不仅仅是商务贸易组织，它是尊王志士们的总联络站和情报站。利用“海援队”，龙马把大量金钱投入到尊王倒幕运动中去，并反复奔走，终于促成了长州和萨摩的同盟、土佐和长州的同盟，把四强藩中的三个有机地联合起来。 冈田以藏 （1838～1865） 以藏出身于土佐藩最下级的乡士之家，从小立志成为宫本武藏一样的大剑客，但是，以他的身份，很难进入一流的道场学习。他只有藏在道场外偷学，于是形成了别具风格的暗杀剑法。 上级乡士，同时也是土佐勤王党的领袖武市瑞山的道场开张了，以藏终于得到正式拜师学艺的机会，并以其惊人的天赋得到瑞山的赞赏。1856年，瑞山前往江户游学修行，以藏也被允许随行。 在江户三大道场之一的桃井道场，以藏苦学并得到了镜心明智流的真传。此后，他又陪伴瑞山，在防长和九州地方游历修行，剑客以藏的大名，从此轰传天下。 在跟随瑞山学习剑术的同时，以藏也逐渐接受了尊王思想。游学结束后，他进入京都，开始狙击并斩杀佐幕派人士，也即实施所谓的“天诛”，因而被称为“刽子手以藏”（人斩以藏）。他不但暗杀了官员、浪人，仅有案可察的就有近二十人，并且还在1863年2月23日，把京都等持院中三代足利将军的木像枭下首来，晒在四条河原，以表示对现政权的德川将军之威吓。 1865年，以藏在京都被捕，其后被引渡给土佐藩，经残酷的拷打后处以死刑，首级在雁切河原示众，享年28岁。 板垣虽死，自由不亡——板垣退助（1837一1919）山内容堂的重臣，精通西洋兵法，成为土佐勤王党的领袖之一。戊辰战争中任总督府参谋，攻击奥羽越列同盟的中心会津城，获得了极大的胜利。明治初年任政府参议，1873年因提出征韩论，与西乡隆盛一起辞职。翌年组织爱国公党，建议设立民选议院，掀起自由民权运动，并领导建立立志社和爱国社等团体，推进国会开设请愿运动。 1881年，板垣创立自由党，被选为总理。大隈重信、伊藤博文等执政者对他万分头痛，遂于1882年由政府资助他赴欧洲各国游历考察。1883年板垣回国后解散自由党，脱离民权运动，1896年任内务大臣，1898年与大隈重信共同组阁，俗称“隈板内阁”，再任内务大臣。 在推行自由民权运动时，板垣曾遭到暗杀，身负重伤。当时。他说出了那句名言：“板垣虽死，自由不亡（板垣死すとも自由は死せず）！” 土佐之雄杰 论思想的进步，土佐不如长州，论在维新中的推动作用，土佐不如萨摩；但从龙马到板垣，从“船中八策”到自由民权运动，土藩群杰也自有其不同寻常的异样光辉存在。 土佐藩论的进步，始于吉田东洋（1816～1862）。东洋长时间主持藩政，并将板垣退助和后藤象二郎（1838～1897）倚为左右手。激进的土佐勤王党成立后，派人刺杀吉田东洋，并由武市瑞山（1829～1865）代其执政。 其间，龙马组织海援队，队员大半是土佐人士，主要干部有长冈谦吉（1834～1872，龙马死后代掌海援队），陆奥宗光（纪伊藩士、另文叙述）、近藤长次郎（1840～1886，外号“馒头屋长次郎”）、新宫马之助（1836～1886）和池内藏太（1841～1866），以及龙马的外甥高松太郎（1842～1898）等。 1865年，武市瑞山下狱死，后藤象二郎重执藩政。明治维新后，虽云四强藩执政，但土藩大部分功臣均被排挤下野。后藤即与板垣共组自由党，自由党的前任副总裁亦为土佐藩士出身、曾加入海援队的中岛信行（1846～1869）。 还有两人必须一提。一是最早脱离藩籍，组织“天诛组”，1863年在大和举兵倒幕的吉村虎太郎（寅太郎，1837～1863）。二是海援队干部、后来制霸明治时代海上运输的岩崎弥太郎（1834～1885），他曾把自己的三阶菱家徽和山内的三叶柏家徽相结合，创建了闻名天下的商社社徽——三菱。 肥前 （佐贺锅岛藩） 藩主先后为锅岛闲臾和锅岛直大。比起前三强藩来，佐贺几近于凑数，人才之鼎盛，远不如水户、熊本诸藩，值得提及的，区区三人而已。 先是“二大”，即最早提出迁都江户（东京）并成为首任东京府知事的大木乔任（1832～1899），以及组织日本最早政党内阁的大隈重信（1838～1922）。 还有江藤新平（1834～1874），主张雄藩联合与公武合体。维新时在与彰义队的作战中立下大功。后主张征韩论，与西乡隆盛同时下野，但先于西乡在佐贺发动叛乱，兵败被杀。 幕臣 天领（德川幕府的直辖领地）占全日本土地的三分之一强，幕下雄才倍出，若非时势逼人，区区数藩，根本无法撼动。 龙马之师——胜海舟 （1823～1899） 原名胜义邦，后称麟太郎，出生于贫困的旗本家庭。他刻苦地学习兰学（荷兰传入的学问，后统指西学），在佩里叩关、敲开日本大门后，他遂向幕府提出海防建议书，从此渐得重用，官至安房守。 胜长时间担任海军讲习所的教员监督、军舰练习所的教授等要职，并曾一度远航出访美国。他在神户开办海军操练所的时候，龙马与吉村虎太郎上门行刺，但均被说服，反而成为胜的忠诚弟子。 维新后，胜改名为安芳，号海舟，又在明治新政府中担任海军司令、参议长等职务。也可以说，他是日本近代海军的创建者之一。 铁舟与泥舟 所谓“幕末三舟”，是指胜海舟和一对义兄弟：山冈铁舟（1836～1888）、高桥泥舟（1835～1903）。 铁舟是义弟，剑术出自千叶道场，属直心影流。他在幕府招收浪士队（新征组）时，被任命为浪士取缔役；此后，升任幕府要职——大目付。戊辰战争时，他奉将军德川庆喜之命，往与西乡隆盛进行江户不流血开城的谈判。谈判中，他态度不卑不亢，时人称：“朝敌德川庆喜有家臣山冈铁舟盛风凛凛。” 泥舟是义兄，长于枪术，25岁时即成为武场的师父。也曾在浪士队的组织工作中为幕府立下汗马功劳，并一度成为德川庆喜的护卫。 大总统榎本武扬 （1836～1908） 幕臣中真正的传奇人物。少年时长时间在北海道渡过，成年后留学荷兰，学习海军技术。归幕即成为海军要员。 讨幕军进入江户，榎本统率九艘军舰发动叛乱，一路北上占领北海道，成立共和国，并自任大总统。讨幕军在击败奥羽越列藩同盟后，直捣其大本营五棱郭。榎本战败投降入狱，由于黑田清隆的奔走才幸免一死。 榎本的左右手，是长于兵学的大鸟圭介（1833～1911）。 与式神作战的实业家——涩泽荣一（1840～1931） 涩泽出身是富农，青年时侍奉一桥庆喜，至庆喜恢复德川姓并继任将军后，涩泽即成为幕臣。 维新后他服务于大藏省（财政部），明治六年辞职，活跃于实业界。他创立第一国立银行，其它事业包括制丝、造纸、铁路、饭店等五百余种，遂被称为“财界大御所”。 忠而不顺的小粟忠顺 （1827～1868） 幕府外国奉行、勘定奉行、步兵奉行。他是日本近代陆海军的始祖，对兵制、军备攻革、武器革新等均作出过超人的贡献，并帮助完成了神奈川县横须贺造船所的建立。 小粟本身主张开国论，但因为忠于幕府，而与倒幕派誓不两立，他是由保守派大老井伊直弼（在倒幕派看来简直可称为魔君的人物）一手提拔起来的，策划过征长战争，戊辰战争时持强硬立场而与胜海舟等对立，因此虽然此后闭居上野权田村，还是被搜出来处死了。在处死他的地点，立有一块石碑，上书：“伟人小栗上野介，无罪却在此处被斩”。 英杰天下 除去四强藩及幕府以外，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全日本各地无数雄杰涌现。首先，为朋友们介绍两位廷臣（公卿）。 大政大臣三条实美 （1837～1891） 他是朝廷中象征倒幕维新的指导者。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复兴皇权、恢复天皇和公卿的地位，由于公武合体的八·一八政变而被迫逃出京都，落难太宰府（在北九州），当时一起落难的共七位公卿，史称“七卿落难”。自此，他的思想转变为倒幕，维新后成为太政大臣，实际作为新政府的首脑（最初的新政府结构为太政大臣为首，诸强藩志士出任参议为辅助）。 见风使舵的岩仓具视 （1825～1883） 公卿中倒幕派的实际领袖。他出身于一个破落公卿家庭，在反对签署《日美通商条约》的八十八公卿联盟中崭露头角。 在幕府为了抵御倒幕热潮，而提出公武合体的论调时，岩仓为之策划了“和宫降嫁”（把天皇之妹和宫公主嫁与将军家），因而被尊攘派斥为叛徒、奸贼。岩仓被迫退隐岩仓村反省，其后多次与西乡、桂等人接触，确定了倒幕的思想，在“夺玉”（夺取天皇、讨伐幕府）斗争中立下奇功。 维新后出任内大臣，不久又率领大久保、木户（桂）等人组织岩仓使团出访欧美。留守的西乡等人压制不同意见，提出征韩论，大久保等仓促赶回与之辩论。在内廷会议上，西乡一派占了上风，三条实美被迫同意征韩，但要求延缓一天宣布。当晚，三条称病，由岩仓代任太政大臣，岩仓立刻进宫求得天皇诏书，然后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全部推翻三条的决定。西乡等一怒下野，大久保独裁政权的雏形形成了。 从尊攘到公武合体到倒幕，乃至后世许多人议论岩仓具视见风使舵，奸诈狡猾，比之为“曹操”。但应该看到他在维新运动中的强大推动作用，况且倒幕思想一经确定，岩仓比谁都要坚决。一个人的思想，应该允许其成长，这并非“墙头草，两边倒”。 其它志士，主要的还有两位—— 无念，池田屋——宫部鼎藏 （1820～1864） 熊本藩山鹿流兵学教师，对国学（当然是日本国啦）和神道也很有研究，后因弟子触犯藩法而引疚辞职，上洛参加尊攘运动，成为三条实美的亲信。池田屋事件中身负重伤，自杀而终。 辣腕外相——陆奥宗光 （1844～1897） 龙马的小兄弟，原名阳之助，纪伊藩士。由于藩中政变，其父被幽禁而脱藩流浪，一度至江户参加尊攘运动。后得龙马赏识，进入海军操练所学习，并拜胜海舟为师，不久又加入龟山社中（海援队）。 陆奥是个善思考之人，曾向岩仓具视灌输过开国倒幕思想。维新后，回藩任知事（纪伊藩后改和歌山县），1870年旅欧考察，1875年任元老院干事。 1878年，因与西南战争中西乡的反叛有所牵连而下狱，五年后出狱，再赴欧美。1888年任驻美公使，1892年任伊藤博文内阁的外相。外相任上，他修正了日本与英美诸列强的不平等条约，为日本成为资本主义强国奠定了基础。 各种团体 其实所谓的党、队、组，都是一码事。实际上它们都是半政治半军事性质的战斗团体。 党 主要包括：诸生党和天狗党。它们都出自于水户藩。 天狗党的创建者是武田耕云斋（1804～1865），因为目标是尊王，并且利用藩兵政变，终被藩主下令处死。 诸生党的党魁是市川三左卫门（1816～1869），他身为水户家老时成立此党，主张佐幕而与武田耕云斋对立；戊辰战争后，市川遭到处决。 队 最著名的当然是高杉晋作的奇兵队。而与奇兵队同时崛起于长州的还有—— 鸣城队：创建者是吉富藤兵卫（1838～1914），这个组织在维新后转化为鸣城立宪党。 游击队：头目为巨人来岛右兵卫，他是长州倒幕激进派的领袖（比高杉还要激进！）。由于恼火池田屋事件而率队直捣京都，奋勇战死。 御盾队：品川弥次郎（1843～1900）所一手创立——此人为桂小五郎的亲信。 彰义队：佐幕组织，由天野八郎（1831～1866）在德川庆喜隐退后组织并集结于上野，攻击新政府军。结果被大村益次郎一日间横扫，天野也终于病死狱中。 北辰队：新发田藩重臣远藤七郎（？～？）所创，戊辰战争中隶属长州军，参加对会津的攻伐。 远州报国队：由淡海国玉神社祠官大久保忠尚（1825～1880）所组建，目标是尊王倒幕。 忠勇队：久留米藩尊攘派理论指导者真木和泉（1813～1864）所创，覆灭于禁门之变（久坂玄瑞等策划的占领京都之军事政变，以失败告终）。 尽义队：有马藩家老平田大人（1813～1865）为对付政敌胜井五八郎（佐幕派）而创立的组织。 冲锋队：创立者中村半次郎（事迹详见刽子手列传）。 白虎队：悲壮！惨烈！当新军讨伐奥羽越列藩同盟、围攻同盟中心会津若松城时，城内少年武士三百人组织白虎队，头缠白带子，奋勇为藩主而战，大多殉国。（部分队员逃至饭盛山后见城池失火，以为破城，藩主被杀；遂一齐面向剖腹自杀——最大的十七岁，最小的十五岁，仅一人幸存获救。后传为佳话，有众多作品源自于此。） 赤报队：更为惨烈！更为悲壮！由下总国乡士相乐总三（1840～1868）等人所组织，进入关东为新政府军开辟道路，向农民宣传减租的政策。但是明治政府战争未结束就决定食言，遂以冒充官军为罪名解散赤报队，并将相乐总三等首领处死。《るろうに剑心》的读者们对这段历史不会陌生吧，相乐左之助即使许多年以后，还因为此事而对明治政府怀有刻骨的仇恨，试图用拳头和斩马刀将之击为粉碎呢！ 组 主要有—— 诸组中相当有名的是“天诛组”（还记得冈田以藏吧，他的口号也是“天诛”）。天诛组的发起者乃是公卿出身的中山忠光（1845～1864），目的是排斥公武合体，致力推翻幕府统治。1863年，公武合体派发动“八·一八政变”，天诛组被剿灭——中山被杀，享年仅二十岁！ 天诛组的总裁是国学者藤本矢石（1816～1863），主要成员有松本奎堂（1831～1863），以及前面提到过的吉村虎太郎。 诸组还有—— 诚忠组：由萨摩重臣小松带刀和大山纲良（1825～1877）等人创建。 乌鸦组：听这名称好像是忍者，其实也差不太多啦。由18岁的仙台藩士细谷十太夫（1845～1907）建立，成员全部身穿黑衣，在戊辰战争中负责收集情报的工作。 当然，名声如日中天的，还是“新撰组”！ 新选组是日本幕末时期一个亲幕府的武士组织，也是幕府末期浪人的武装团体。主要在京都活动，负责维持当地治安，对付反幕府人士。他们在戊辰战争中协助幕府一方作战，1869年战败投降后解散。 新选组（又名“新撰组”，日语“选”与“撰”同音），外号“壬生狼”，在成立初期得到当时担任京都守护职的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支持，并纳入会津藩编制。新选组在1864年的池田屋事件中，重创了京都内提倡尊王攘夷的激进派。新选组最为人所知的特色有“诚”字队旗、衣袖上印有山形图案的独特羽织（一种外衣）、严厉的“局中法度”（为维持组织纪律而采用的严厉规条）等。 新选组是民间与幕府联合的组织，为时任京都守护职的会津藩主松平容保所支持。日本幕末时期，反幕府浪士常在京都刺杀幕府官员及亲幕府人士。因此，出现了新选组内部的主流派——“佐幕派”不断肃清反对派。 别名新撰组、壬生狼 芹泽鸭 新见锦 近藤勇 会津新选组队长 山口二郎 箱馆新选组队长 大野右仲 相马主计 历代副长 新见锦 山南敬助 土方岁三 安富才助 总长 山南敬助 参谋 伊东甲子太郎 武田观柳斋 组长 1865年编成时组长 一番队组长：冲田总司 二番队组长：永仓新八 三番队组长：斋藤一 四番队组长：松原忠司 五番队组长：武田观柳斋 六番队组长：井上源三郎 七番队组长：谷三十郎 八番队组长：藤堂平助 九番队组长：铃木三树三郎 十番队组长：原田左之助 1864年行军录编成时组头 一番队组头：冲田总司 二番队组头：伊东甲子太郎 三番队组头：井上源三郎 四番队组头：斋藤一 五番队组头：尾形俊太郎 六番队组头：武田观柳斋 七番队组头：松原忠司 八番队组头：谷三十郎 维新对比 概述 中、日两国面对19世纪中、后期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进逼，都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改革，然而最终以为改革目标而独立富强的却是日本。若深入检视改革历程即可发现：中国的封建势力为了保有既得利益，只提倡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改革，而极力避免触及政治改革，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日本则是全盘西化，并且相当程度地注重典章制度与思想、观念方面的改革。 经济层面 就社会经济层面而言，19世纪时的日本已有现代商业社会的基础，当时的中国则仍旧欠缺。例如：日本幕府时代已有专责封地管理的“藏元”，称为“两替屋”的银行业，以及其他各种现代商业元素。明治维新只不过是把各种商业元素予以结合，成为强大的力量影响全国。中国在现代商业元素方面则几乎付之阙如，社会上的商业行为仍以农业为其根本，欠缺银行业、保险业、会计业、法律业等现代商业体系的必要机制。要在中国推行类似明治维新的改革，容易被传统社会排斥。  此外，大和民族面对国家存亡的关键时刻，能够力促团结，结合成一股影响力远胜于传统守旧派的强大势力，也确立排除改革障碍的决心；加上明治维新过程中，向西方进行各方面学习（相对于洋务运动）的彻底性，并改变政治制度为君主立宪制，最终使日本得以快速崛起。中国于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所进行的戊戌变法，虽然对于制度层面的改革也开始稍有动作，但改革共识的凝聚力显然不足，最终仍逃不过守旧派的扼杀而以失败告终。 给中国的启示 1．既要继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防止和剔除其消极落后的成分，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也要进一步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有分析，有选择，有批判的借鉴和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尊重文化多样性，积极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果，并在实践中不断创新，因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勇于创新，是我们战胜困难和挫折的必由之路；

相同点： 背景相同。两者都发生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都是在19世纪中期民族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开始向西方学习的。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西方列强把侵略扩张的矛头指向了亚洲地区。经过1840、1856年两次*战争和1853年美国军舰闯入日本浦贺港事件后，中日两国闭关锁国的大门相继被打开，两国都面临日趋严重的民族危机。

日本方面－明治维新期间，世界处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争夺殖民地的高潮还未形成，西方列强正加紧侵略中国，客观上也为日本发展资本主义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 中国方面－维新变法期间，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迫切需要开拓原料产地和商品销售市场，掀起了瓜分了中国的狂潮，在这样的情况下，变法图强，为帝国主义所不容。

日本方面－人民反抗持续而猛烈，新兴的阶级力量相对较强，统治阶级内部发生较大分化；中国方面－资本主义发展很不充分，封建统治者与帝国主义勾结，封建势力比较强大。

相同点： 目的相同。两者都是要富国强兵，挽救民族危亡，巩固统治。

日本明治维新和中国戊戌变法的区别 从内部条件和社会背景上。第一，日本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优于中国。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国封建社会内部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19世纪中叶，这两个国家都还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充分的社会经济前提。只是由于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日中两国才被迫将“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任务提上自己的历史议事日程。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略高于中国，因此它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也比中国更有利一些。第二，日本幕府统治与清朝统治虽然同样面临严重的危机，但情况有所不同。在明治维新前，日本幕府统治已成为众矢之的。其危机主要体现在：一是日本存在着猛烈而持续的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它有力地冲击着幕府的统治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二是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和分化也日益激烈。

日本方面－中下级武士拥有较大武装力量，通过武装倒幕，使天皇掌握实权，改革的阻力相对较小。 中国方面－改良派不能发动群众，寄希望于毫无实权的皇帝，虽颁布了一系列措施，但根本无法实施。

相同点： 目的相同。两者都是要富国强兵，挽救民族危亡，巩固统治。

相同点：内容相同。两者都从西方引进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建立了一批近代化企业、新式军队，进行了教育改革，这都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潮流的不可阻挡。

一楼讲的有一定道理，不过还是需要补充。 首先中日两国国情不同，清王朝的集权达到了巅峰，日本的幕府虽然控制这关东和近畿等主要地区，但是在四国、九州等地有许多强大的大名（萨摩，长门等等），明治维新运动武装倒幕的过程中这些大名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而在中国根本没有地方势力可以挑战中央，即使中央已经腐败不堪，也难以将其打倒。 第二，国际形势不同。中国是一块大蛋糕，人人都想分一部分。日本虽然也有一定价值，但是相比起中国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外国对于中国的干涉力度相对而言要大的多，从中日两国在那个时期的对外战争中间应该可见一斑。西方列强可以勉强允许日本发展，可是不允许中国强大。 第三，中国的革新者从来就没有想过推翻现有政府。其实光绪皇帝在百日维新是已经基本同意了君主立宪制度，如果成功，推翻清政府倒也不是必须的。但是问题在于不推翻清政府，维新无法成功。而中国的维新者们很少有勇气冒推翻政府的政治风险。日本的维新更加激进，直接推翻了幕府，应该说这个也是冒着很大政治风险的，因为推翻幕府以后各地确实有反抗（比如西南战争），但是最后他们成功了。不得不说日本的维新者们更加勇敢。 第四，其实就精神世界来看，当时的日本人也不见得比中国人开化多少。但是明治维新有“天皇”的大旗，在大多数蒙昧的百姓与下层武士之中很有号召力。中国革新的几次运动要不就是“洋务”，要不就是“维新”，对于下层百姓没有号召力，因为他们不懂这些。日本维新在谋略上也技高一筹，当然也是日本独特的国情让他们拥有了这面旗帜。中国的维新志士们总不可能举着“反清复明，为崇祯皇帝报仇”的大旗吧。但是问题在于只有这样的名号才对类似于阿Q这样的下层民众有号召力。在辛亥革命中，孙中山先生曾经提出过“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应该说对于占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民，这样的口号远远比“维新”要有力的多。（我没有损害民族团结的意思）

相同点：方式相同。都是自上而下的改革。

不同点： 领导力量不同。中国洋务运动的力量主要是洋务派，他们多为地方掌握实权的总督和巡抚。日本明治维新的领导力量是日益资产阶级化的中下级武士，推翻了幕府统治后，由明治天皇掌权，二者形成合力，进行大刀阔斧、全方位的改革。

我和一楼有一点看法不同。我认为科举制度不能归为“缺点”，更不能讲是“万恶”的，科举制度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内，在整个世界的范围内，都是最先进的人才选拔制度。虽然到了近代已经不符合时代要求了，但是也不能这么讲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