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组 吴永兴 话题: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这些文化活动和文化产品，融入了中华优秀文化精髓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讲述鲜活、生动的中国故事，将有力推进塑造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华民族形象。

共赢、共享不仅是中国对世界秩序的美好希冀，也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

而与当年威尔逊版本的理想主义明显不同的是，这一新理念真正体现了全球视野（而不再局限于大西洋两岸）并明确地基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因而拥有双重意义上的“道德制高点”

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变革全球治理体系，大国是关键。“国家之间要构建对话不对抗、结伴不结盟的伙伴关系。大国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管控矛盾分歧，努力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关系。” 

正确义利观是指在国际交往中，特别是在同发展中国家的交往与合作中，坚持义利相兼、先义后利。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尽管其理论渊源纷繁复杂，但最直接的促动性现实则是1991年前苏联的解体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及欧盟的发展。

在文化方面，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不同文明要平等交流、共同进步，“让文明交流互鉴成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动力、维护世界和平的纽带”。

它是对国家主权原则的尊重、维护和有益补充，也是对西方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狭隘国家利益观的超越，更是对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霸权行为的反对和鞭挞。

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理念，就是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的国际版，是国内发展理念在国际战略中的反映，这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构建全球公平正义的新秩序提供了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事实是，二者都对当代世界秩序或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它们的发生又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为民族国家利益或权力竞争意义上的物质性因素。

“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是每一个国家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在打造平等互利的“利益共同体”的同时，打造国家之间的“共同体”和今人、后人之间的“共同体”，即“人类命运共同体”兼具横向的空间维度和纵向的时间维度。

换言之，与大致属于理性主义性质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不同，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是反理性主义的，认为国际政治的社会性结构不仅仅影响着行为体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将会）建构行为体的身份认同和利益需要；在世界观上是理念主义的或非物质主义的——它虽然并不否认物质利益或权力的客观存在及其重要性，但却反对将其解释为行为体行为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原因，而是坚持认为，权力主要是由观念和文化情境所构建起来的。

坚持正确义利观对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历史意义。

具体到苏联解体和欧盟发展这两个实例，在建构主义看来，对于前者而言，戈尔巴乔夫等人对国家安全观念认知的变化以及随后采取的政治决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对于后者来说，一个不断构建中的“欧洲（经济、政治与文化）空间”概念一直深刻影响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进展及其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