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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分配是企业资本的提供者对收益总额进行的分割，它主要是以企业的税息前利润（即利息、所得税和净利润）为对象在各利益主体间进行的分割。收益分配的构成，广义上是企业收入的分配；狭义上是税后利润的分配。
收入分配差距逐步减小。城乡，区域和居民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问题得到有效缓解，扶贫对象大幅减少，中等收入群体持续扩大，橄榄形分配结构逐步形成。
真正把按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的分配作为按要素分配的主要突破口
化解和消除这些问题，加快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的聪明才智和积极性，最大限度地为企业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使市场经济充满活力和效率，提高企业的长期竞争能力，实现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迫切需要分配制度的改革和创新。
我国现实的经济条件决定了我国收入分配制度应该以按劳分配为主体。首先，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前提，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物质基础，而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劳动的性质和特点，则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直接原因。从现实意义来看，如何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激励劳动者努力学习科学技术，提高劳动技能，从而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体现了劳动者共同劳动、平等分配的社会地位。
初次分配是更为基础性的分配关系，强调的是市场的作用，更主要遵循效率原则。再分配是指在初次分配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调节各收入主体之间现金或实物的分配过程，也是对要素收入再次调节的过程。
按劳分配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范围内实行的一种分配方式。公有制经济包括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
具体来看，当前的收入分配制度更为强调提高居民收入，尤其是劳动报酬的比重，针对低收入劳动者，则通过加大扶贫力度与最低工资保障机制，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通过保护合法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来创造机会公平，逐步扭转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国在农村和城市经济发展上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在产业政策上，实行“农业扶植工业”的发展战略；在产业布局上，把工业主要放在城市；在资金流向上，优先安排工业发展资金，并且通过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将农业创造的部分价值转移到工业；在社会保障上，把农村排除在各种保障之外。这种城乡分割的二元格局，致使城乡之间在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上发展失衡，造成农业与非农业、农村工业与城市工业发展机会和条件的不均等，导致城乡居民收入出现巨大差异。
由于空间分布差异和生态环境差异等自然地理环境的差异、国家区域发展政策的差异、产业结构的差异、人力资源的差异、产业集群的差异、基础设施的差异、城市化水平和工业化水平等方面的差异等，我国明显存在着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不同地区间的差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相对差距不仅没有缩小，绝对差距反而在加速扩大。经济发展水平是收入分配水平的基础，经济发展不平衡扩大了不同地区间居民收入的差距。
改革开放和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极大的鼓舞了企业和人们发展生产、创造财富、贡献社会的热情，使我国实现并保持了经济的长期快速发展。当改革发展到了新的阶段以后，由于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分配制度缺位和分配秩序混乱，在收入分配问题上暴露出了许多问题，拉大了贫富的差距，
努力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作为改善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的主要途径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行按劳分配的前提，生产力发展水平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物质基础，而社会主义条件下人们劳动的性质和特点，则是实行按劳分配的直接原因。
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不断完善分配制度。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需要通过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把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控制在合适的范围内，避免收入差距的过分扩大。
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所代表的含义主要是指按个体劳动者劳动成果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这两种分配方式并存。其中，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是生产要素所有者凭借对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参与收益分配。允许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直接原因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既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生产要素所有权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的确认，体现了国家对公民权利的尊重，对劳动、知识、人才、创造的尊重，更有利于让一切生产要素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以造福人民。
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保障。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改善民生，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加快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
目前，我国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社会环境还未形成，其实现仍有赖于市场经济机制的成熟和法制环境的优化。
中国经济的开放度越来越高，收入分配不仅受国内因素的影响，也越来越受到国际因素的影响。所以，进行收入调节也必须充分考虑经济的开放性。特别是要认识到：我国地区差别、城乡差别和居民收入差别的扩大本身，就与对外开放密切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的相对差距不仅没有缩小，绝对差距反而在加速扩大。经济发展水平是收入分配水平的基础，经济发展不平衡扩大了不同地区间居民收入的差距。
国有企业贱卖使许多有权者获得了暴利，而大多数工人失业或收入下降。近几年的土地买卖，也在不断上演少数人暴富而大多数农民被严重剥夺的过程。许多农民在失去土地的同时失去今后的生活来源，增加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按发达国家的理念，政府如果花不了那么多钱就不该收那么多税，百姓把钱交给政府是为了让政府把钱花到为百姓服务上。然而我国各级政府竟然存下了大笔存款，成了食利者；同时地方政府还通过扮演“卖地商”的角色，聚集了大量卖地款，而且还属于缺乏监管的账外资金。央行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政府存款”项目下的资金额从1999年的1785亿元一路上升到2008年的16963.84亿元，猛增了9.5倍！20年来在劳动报酬和居民储蓄所占份额越来越萎缩的同时，政府储蓄率却在节节攀升，政府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若加上预算外收入、政府土地出让收入以及中央和地方国企每年的未分配利润，政府的大预算收入几乎占到了国民收入的30%。
生产要素参与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只有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各方面生产的积极性。
切实把强化收入再分配作为收入分配中实现社会公平和总体目标的主要举措
劳动力流动中的体制性歧视。劳动力流动的体制性歧视，源于计划经济早期的城乡分割体制。在市场经济收入增长机制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条件下，这种歧视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成为目前全国总体基尼系数过高的重要体制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