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62120 徐子逸 路径之五,切实解决中小企业和社会资本的创新创业环境短板。上海本土企业创新薄弱,尤其是“草根”的创新。上海要扭转科技企业以外资为主导的局面,从体制、机制上加大对本土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从人才供给、专利申请、技术创新等方面给予本土科技企业更多政策优惠,帮助企业树立自主品牌、深入开展自主研发,打造本土科技品牌。
1562120 徐子逸 路径之六,必须在人才、企业、市场、开放、平台等方面进行改革试点,破除一切束缚创新驱动的体制机制障碍,形成新的动力、活力和合力。关键是要让创新人才在上海快乐生活,快意创业。
1422405 徐丽萍
政府职责是制定政策、改革体制、增加投入、完善法治、培育资本市场。政府要从抓大项目转向抓科技公共服务,从重项目审批转向重市场培育;从重研发投入转向重政府采购,加快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由重前期立项转向重全过程管理,提高科技管理公正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由重经费分配转向重使用绩效,努力提高科技经费使用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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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财政科技投入占财政支出比例并不低,但带动社会投入不够。2012
年上海市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达到5.9,北京市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为4.2%,而北京全社会科技支出量远超上海。2012年国家财政科技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为4.4%。同时,要防止把科创中心建设当成是“一年一个样,三
年大变样”的速度工程,当成是重大工程与项目的叠加;防止在体制机制未有根本性变革的情况下,传统的分钱分物的模式再度重演;防止把科创中心建设理解为是要在与兄弟省市争资源抢项目中胜出一筹的招商引资大战;防止在风起云涌
的创客中心建设成为房地产商、资本玩家的概念资源;防止政府忽视对存量资源
的结构改造而一味上新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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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之二,创新科研体制,提高科研投入效率。深圳过去数十年,在一个建市之初只有两个工程师的城市实现了高科技产业的整体跃进,诞生了华为、腾讯、中兴、迈瑞、比亚迪等一大批蜚声中外的明星企业,PCT国际专利数量连续9年居国内城市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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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中国创新的制度设计基本上采用了“成果转化”的路径模式,深圳依靠“需求拉动”的模式,创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在人们推崇深圳模式时候,深圳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布局源头创新,实现“需求拉动”和“成果转化”并举的双引擎创新驱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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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民办非企”的公益性组织作为源头创新的组织实施主体,选择若干战略性新兴产业进行针对性的布局,很快形成了一批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的新型科研机构。如华大基因研究院、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国创新能源研究院以及大疆科技、超多维等公司等,并在短短几年内迸发出巨大能量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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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华大基因研究院在深圳成立,现在已成为全球生命科技领域具备引领作用的科研机构,连骄狂的美国人也关注着华大的一举一动;华大基因是基因测序能力和基因组学研究全球最强的科研机构。2010年成立的光启研究院,已在超材料领域,掌握全球的85%基础核心专利。光启团队在4年时间内,在国家重大工程中实现了一系列具有战略意义的创新成果,他们在空间科技、光子技术领域的颠覆式创新开启了全新的产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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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大、光启的快速发展得到深圳市政府的高强度投入。这种投入在深圳政府内部也出现过很多议论,政府对华大、光启的支持方式是“养事不养人”,而养事的方式也是竞争性项目申报,拿的钱多说明事情做得有成效。民办科研机构经过一段时间孵化后,市场回报将成为科研投入的主要来源,而传统科研机构会一辈子由政府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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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民办源头创新机构的资助关键在于以下三点:第一,团队从事的领域是不是国家创新的战略制高点,是否能够拉动起战略性新兴产业;第二,团队是否用正确的方式高效率工作;第三,团队自身是否具备国际一流团队的能力。民办科研“养事不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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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科研机构自主经营,科研规划尊重市场规律和科研规律,不用看政府脸色;员工全员聘用,优胜劣汰,不沉淀庸员;立足于把产品做出来、卖出去是其基本生存之道,不搞论文导向,形式主义。 路径之三,强化企业创新主体职责,防止创新主体错位。企业的职责是研发技术、创新产品,特别是注重原创性产品开发。目前,一方面是企业重视研发不够,上海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非常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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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办科研机构自主经营,科研规划尊重市场规律和科研规律,不用看政府脸色;员工全员聘用,优胜劣汰,不沉淀庸员;立足于把产品做出来、卖出去是其基本生存之道,不搞论文导向,形式主义。 路径之三,强化企业创新主体职责,防止创新主体错位。企业的职责是研发技术、创新产品,特别是注重原创性产品开发。目前,一方面是企业重视研发不够,上海企业自主创新能力非常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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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综合性大学办了过多的校办企业。一流教授不上课,忙于做课题,培养的学生找工作都很困难,更不用说创新创业能力。全国只有深圳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自主创新体系。90%以上研发机构设立在企业,90%以上研发人员集中在企业,90%以上研发资金来源于企业,90%以上职务发明专利出自于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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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本土企业没有成为研发投入主体。2013年上海市开展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1661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17%。R&D经费528.3亿元,其中国企35.48亿,占6.7%;有限责任公司86.77亿,占16.4%;股份公司73.5亿,占13.9%,港、澳、台企业48.94亿元,占9.3%;外资企业232.66亿,占44%。 2014年华为销售收入2882亿,净利润279亿元。研发投入408亿元,占2014年销售收入的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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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华为研发投入累计超1900亿元人民币。2014年华为以3442件的申请数超越日本松下公司,又一次成为全球申请专利最多的公司。 华为一年的研发经费超过上海国资委系统数十家企业的总和。华为的专利申请数超过上海所有高校和科研单位。同时,要防止企业创新功能错位。上海规模以上企业发表的科研论文中,80%来自本地企业研发机构,外资企业只占20%,科研实力强劲的跨国公司在沪研发中心更是凤毛麟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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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论文,是大专院校、科研院所教授研究员们的分内事。为什么上海企业搞科技创新,也在不断发论文,因为企业拿的不少是政府科研项目和资金,坐在工厂里绞尽脑汁“搞创新”,申请项目。最终,企业论文一厚摞、专利申请一大堆,项目验收通过后,文章束之高阁,专利在市场上无人问津。上海缺少像华为、中兴这样的科技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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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之四,上海应继续开放,欢迎更多跨国公司的研发总部进入上海。截至2014年6月,跨国公司在沪设立研发中心375家,占全国约1/4,其中来自世界500强企业的研发中心占比达全国1/3左右,上述两比例在全国最高。上海应建全球研发总部,吸引更多的境外资本在上海投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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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跨国公司的研发纳入城市创新体系中。美国有大型可再生能源实验室,欧盟有大型光伏实验室,2013年10月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脑科学计划在瑞士洛桑启动。该项目由来自全球135个人脑研究机构的科学家共同进行,并得到了欧盟12亿欧元预算的资助。上海也应有这类开放型技术研发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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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径之五,切实解决中小企业和社会资本的创新创业环境短板。上海本土企业创新薄弱,尤其是“草根”的创新。2009年纽约科技企业24163个,上海2109个。 上海要扭转科技企业以外资为主导的局面,从体制、机制上加大对本土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从人才供给、专利申请、技术创新等方面给予本土科技企业更多政策优惠,帮助企业树立自主品牌、深入开展自主研发,打造本土科技品牌。
科技创新的复杂性和模块化不断发展,传统的创新模式正发生革命性变化,互联网思维、开放式创新理念得到了广泛传播和接受,开源创新、科技众筹、研发众包等新的创新范式层出不穷。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创新不再只是“高大上”,而更多来自草根;创新不仅在“庙堂之上”,更在“江湖之远”;创新不再是少数知识精英的“特权”和“专利”,而是千百万民众所共同的事业。“高手在民间”的理念正在为人们所认同,激励大众创新、草根创新正成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社会基础性工程。
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要大力弘扬包容性的创新文化精神,要兼顾好“精英创新”和“草根创新”。既要重视发挥科学家、企业家等高端精英的作用,更要激发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创新活力;既要瞄准科技制高点、追求创新“高大上”,更要重视民生关注点,推动科技“接地气”。要着力在创新政策的“普惠性”和创新环境的“包容性”这两个方面下功夫,使创新政策要更多体现公平、普惠和实用的原则。譬如,创新人才政策要更多地覆盖整个人才群体,人才计划和政策的立足点要更多从激励高端人才转向更多地营造有利于人才成长和公平竞争的普适性条件。要着力培育和倡导“车库”文化、创客文化等创业文化风尚,将废弃厂房、地下室等廉价空间变为热血青年和草根创业者交流奇思妙想的场所,让创新之树扎根于民间沃土,让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开出创新之花、结出创新之果。
1560111 夏思仪 以市场导向为重。科研和市场脱节,是一直以来的痼疾。上海将下放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的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凡不涉及国家安全和重大公共利益的科技成果,主管部门不再审批或备案。鼓励科研人员在岗离岗创业,加大激励力度让创新人才“名利双收”,以突破创新链阻断、解决科技成果转化不通、不畅、不顺的问题。
1560111 夏思仪 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当前政府的管理体制和监管模式尚有诸多不适应,特别是不适应正在蓬勃发展的“四新”经济,不能很好地服务“四新”企业。管理要向服务转变,打造完备的政府服务体系,搭建更好的政府服务平台,建立科学的市场发现机制、投入和退出机制,大力促进创新成果产业化和应用。突破口和主战场是经济社会发展领域,各类企业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万众创新的体制,没有市场参与,没有社会资金的参与,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