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小组关于“现阶段我国收入分配制度面临的矛盾及对策有哪些？”的讨论

调整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的呼声此起彼伏。因调整方案不明朗，引发了部分“富人”的担心与焦虑，他们急着转移财富，甚至移民境外。对此，要完善社会保障制度。

要依法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基本权利。每个社会都有“弱势群体”政府理应建立以教育、医疗、就业、住房、公共安全等为核心的公共服务制度，通过义务教育、医疗保险、就业援助、生活补助、慈善基金等手段，妥善解决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保障，给予他们更到位、更人本的关怀。

收入差距过大已经影响到中国和谐社会建构的进程。目前,中国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着要素分配不均、居民整体收入、城乡收入、行业收入、地区收入差距过大以及税收体制等方面对问题。因此,应该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坚持效率与公平的有机统一、实施城乡并重、积极开展垄断行业的革新、完善税务体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以完善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

分配秩序混乱。在初次分配领域，主要表现在：部分用人单位拖欠、克扣劳动者工资;同工不同酬现象十分严重;特殊情况工资支付混乱;部分用人单位制度外收入多;一些要素市场收入分配失范;非法收入占有一定比重。在再分配领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表现：一是社会保障不足且在某些方面不够公平;二是偷税漏税等问题严重;三是第三次分配无序。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改革取得了重大进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分配制度初步建立，改革发展使我国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受益，中等收入者人数稳步增加，社会保障体系初步建立。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化，分配领域正在出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我们要客观、辩证、历史地看待这些矛盾和问题，要高度重视并认真加以解决。如果收入差距悬殊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不仅会挫伤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而且还会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

分配关系不合理。可以概括为“两降四大几不顺，四低一慢两并存”。即居民收入、劳动报酬比重两降低，城乡之间、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群体之间四方面收入差距偏大，不同层级组织和部分地方行政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几方面分配关系不顺;农民和劳动密集型企业职工、私营企业职工和生产一线员工四类人员收入低，普通职工工资增长速度偏慢，不少低端岗位人员工资偏低和某些低端岗位工资不低、部分高端岗位工资偏高与少数高端岗位工资不高两并存。

个体收入问题

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感召下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收入来源的多元化，我国居民的个人收入差距迅速拉开。统计显示，用以衡量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5 。 2004年10月12日，“观澜湖2004胡润百富榜”在上海发布。排名首位的国美老板黄光裕个人资产评估为105亿元。榜上100人的平均财富为25亿元，比上年增长29%。按照美林集团《2004年度全球财富报告》关于金融资产超过100万美元(不计房产)为富裕人士的定义，这样的人在中国已达23.6万。而另一面，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主任刘坚2004年7月介绍，2003年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增加了80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之后第一次贫困人口不减反增。而我国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2003年的年人均收入，上限是637元。说明我国居民个人之间收入已严重悬殊。

收入分配秩序比较混乱 。从机关事业单位看，各地、各单位在国家统一规定的工资政策之外，自行发放津补贴的情况十分普遍，但补贴项目较多、规模较大、资金来源不规范。从国有企业看，一些企业更改制度的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经营者“自卖自买”国企股权、不按规定评估或者低估国有资产价值、将国有资产低价出售给个人等侵犯国家权益的行为。一些国有企业职工工资分配透明度低，工资外收入管理失控。另外，有少数社会成员利用体制、政策和管理方面的漏洞，通过侵吞公有财产、偷税漏税、走私受贿等方式获取大量非法收入，但打击力度远远不够。

改革任务。从当前和今后较长时期看，我国收入分配领域改革的任务可概括为“四个一”，即一套新制度、一套新机制、一套新体系、一种新格局。一套新制度是指完善按劳分配与按其他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的制度;一套新机制是指建立健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收入分配机制;一套新体系是指建立健全收入分配宏观调控体系;一种新格局是指逐步形成“两头小、不悬殊，中间大、分层次”的新分配格局，即高收入、低收入群体人数都少，相互之间收入差距不悬殊;中等收入群体数量大，其内部收入有所差别，分为若干层次。

城乡收入问题

城乡收入差距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在我国计划经济时代虽然有差距，但由于国家对城市居民工资的计划管理，城乡收入差距上的问题并不突出。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城乡收入差距越来越大。2003年，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2622.2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为8472.2元。改革开放以来，城乡居民收入虽大幅提高，但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由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1.8:1扩大到2003年的3.2:1。

改革思路。总体上看，解决我国收入分配领域的问题不能就分配论分配，必须根据造成收入分配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思考解决问题的基本路径。即从中国现阶段国情出发，着眼于从深层次解决制约影响分配方式、分配制度的问题，推动经济社会等相关管理体制改革;立足于从分配制度及其相关配套改革入手，着力解决分配领域的突出矛盾，标本兼治，循序渐进，大力整顿收入分配秩序，逐步理顺分配关系。通过实施“提低、扩中、控高”战略，逐步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等社会问题，促进和谐社会的全面构建。

改革原则。一是要坚持公平效率相统一;二是要坚持劳动者收入增长与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相协调;三是要坚持突出重点与系统改革相结合;四是要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调控相补充。

现行税制不健全，个人所得税税制本身存在着局限性。主要表现在课征模式、免征额的扣除和税率以及征税范围等方面。由于收入的隐蔽性，许多应课税所得并没有纳税；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分项征收。除了个人所得税方面，我国社会保障税的不到位，使税收调节居民收入分配的手段体系不健全，也进一步弱化了税收调控居民收入分配的功能，并且财产税制不健全，对居民个人所拥有的动产、不动产也缺乏系统的调节手段。 

对于利用公共权力、自然资源、垄断地位等不正当手段实现“暴富”的行为要坚定杜绝，因此，要依法抑制非法谋利的行为。

地区收入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代，由于国家对全社会资源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统配，地区间的收入反差不是很大。改革开放以后，在“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和国家给东南沿海地区的特殊优惠政策的双重结合下，加上东部沿海地区优越的自然条件、相对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便于形成对外开放的区位优势，吸引了国内民间资本、国外资本和港澳台资本迅速向东南沿海地区集聚，从而使得东部沿海地区的经济迅速腾飞，人们的实际收入水平远远超过了中西部地区。据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2004》数字统计，2003年职工年均工资最高地区是上海27304元，其次是北京25312元。职工年均工资最低的是海南10397元，其次是河南10749元。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也凸现这种差距。2003年，城镇居民年均可支配收入，上海最高14867.49元，北京为13882.62元。处于“最低”段位的宁夏、贵州，分别为6530.48元、6569.23元。

国家财政支出不合理 。近年来，我国财政收入增速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而我国的居民收入明显较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差距也越来越明显，说明财政在国民收入调控上没能把握适度。我国的福利保障性支出表现的明显不足，这就使得财政收入的增加，并未能完全惠及大众，对收入差距的缩小未起到积极作用。 

行业收入问题

由于行业发展的不平衡性，特别是个别行业的垄断经营，使得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数字统计，2002年，收入最高的行业为金融、保险业，职工年均工资(下同)19135元，其次为科学研究和综合技术服务业，职工年均工资19113元，其他收入较高的行业，如房地产业的职工为15501元，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的职工为13975元。年均收入最低的行业为农业，职工年均工资为6398元。制造业、采掘业的职工收入也较低。

调整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确保不同社会阶层在合理的分配格局中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已成为新一轮发展与改革必须解决好的重大现实问题。我们必须牢记，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只能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依法进行，只能通过制度化的思路与途径推进这一改革。

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从收入法核算的GDP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下降了12个百分点。在此期间，统计口径的调整，是其原因之一。即便考虑这一因素，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下降过快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影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

城镇内部收入问题

伴随市场改革的大潮，一部分人确实富了起来，但确有相当一些城镇职工由于产业结构调整、企业重组改制等原因下岗失业。他们失去了或本来就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面临着最低生活水平的保障问题。根据2004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2004年，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没有得到有效遏止，最富有的10%家庭与最贫穷的10%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超过8倍。有6成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达不到平均水平。

1我国现行收入分配制度存在的三大问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占比偏低从收入法核算的GDP看，在初次分配中劳动者报酬下降了12个百分点。在此期间，统计口径的调整，是其原因之一。即便考虑这一因素，劳动者报酬占比偏低、下降过快等问题依然比较突出，影响了居民消费的增长。

针对目前存在的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问题，政府不能无所作为，而应采取必要的手段予以调整。

1.完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主要是通过市场效率分配和政府公平分配两大手段，调节个人收入分配领域中的行业、企业、阶层、群体、体制内外间的收入差距。一是继续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的分配原则，从政策设计上完善生产要素参与分配的激励机制，鼓励通过团队效率、个人效率取得、增加个人收入;二是充分利用财政、税收、工资等分配工具，从制度设计上制定调节政策。用财政支出工具调节体制内外、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用税收工具调节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用工资工具规定最低工资水平，制定和推行最低小时工资标准，适当提高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标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标准，建立并完善防止工资拖欠的法规和机制，保证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三是从严规范个人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并依法实施分配行为全社会全过程的监督。

行政性垄断行业的改革迫在眉睫。由于内容涉及调整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工资正常增长和最低工资标准、国有资本经营预算与收益分享制度、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理等。 收入分配方案日益敏感的现实，正反映出这项改革的艰难。因为既关系到民众利益，也关系到利益集团的利益，改革方案陷入尴尬——公开可能引来利益集团的阻挠，封闭却又难以让民众参与讨论。

2.完善政府财力分配制度。主要是通过政府财政分配行为调节政府间、区域间、城乡间、阶层间、群体间的分配差距。一是通过完善税制，加强征管，规范收费，建立财政收入与GDP合理比重增长机制，不断改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二是按照和谐社会的各项目标，依法制定、完善政府财力的预算管理体制、财力配置结构、预算执行有序的规范理财机制，保证各级政府年度存量、增量财力用于解决和谐社会的薄弱环节和发展中的利益失衡问题。三是建立转移支付财力规模增长机制和中央、省、市、县四级政府保证增长的责任机制，从法律层面上明确各级政府财力用于区域、城乡、事业协调发展、缩小差距的转移支付财力比例。四是建立财政资金使用效果绩效评价机制，在法律监督层面上加强对各级政府财力配置结构、财力使用效率的全程绩效评价，从制度建设上保证资金使用效益的最大化。

2收入分配不公平导致收入差距明显偏大。城乡间、行业间、人群间收入差距扩大，以及收入分配不公平等问题比较突出，也是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中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城乡差距是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行业间收入差距问题日益突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各行业间收入水平最高是最低的1.8倍。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统计，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平均工资的2~3倍，如果再加上工资外收入和职工福利待遇上的差异，实际收入差距可能在5~10倍之间。除了行业特征和技术密集等合理因素外，当前我国行业间的收入差距很大程度上是垄断因素导致的。

对于收入分配秩序不公开透明、不公正合理的问题，要健全现代支付和收入监测体系。大力推进薪酬支付工资化、货币化、电子化，加快现代支付结算体系建设，落实金融账户实名制，推广持卡消费，规范现金管理。完善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发票管理和财务报销制度，全面推行公务卡支付结算制度。整合公安、民政、社保、住房、银行、税务、工商等相关部门信息资源，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和收入信息监测系统，完善个人所得税信息管理系统。建立城乡住户收支调查一体化制度。

3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总支出中占比偏低。国际经验表明，随着一国发展水平的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在政府支出中的比重呈现逐步上升趋势。。以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主要公共服务为例，国际平均升幅达到13个百分点。其中，教育支出保持相对稳定，而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分别大幅增加了4个和10.7个百分点。虽然经过近年持续加大投入，我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仍然不足。我国医疗和社会保障支出不足问题十分突出，在主要经济体中仅略高于印度的水平。我国政府教育支出总量尽管达到了较高水平，但也存在资源分布不均衡等问题。

4由于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迫使居民用自身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不仅挤压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强化了居民的谨慎预期，降低了居民消费倾向。归结起来，我国现有收入分配格局的形成，有发展阶段、国际分工格局等方面的原因，但是体制性弊端是根本性原因。

5一方面，初次分配过于“亲资本”，劳动者报酬占比总体偏低，而且行业间差别过大，使广大居民相对没有钱可花；另一方面，二次分配力度不足，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公共服务和社会安全网不健全，使得有钱也不敢花。另外，由于对内开放不足，金融、电信、电力、石油等基础产业，教育、医疗、文化、出版等服务业，社会资本和民营经济依然难以进入，结构性供给不足问题同样突出。

进一步健全收入分配法律法规。 
    首先，提高收入分配法规政策的层次，逐步健全收入分配法律体系。目前我国尚缺乏高层次的收入分配法律法规，现有法规政策层次不高，系统性不强，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足。应逐步将现行收入分配规章政策上升到法律的层次，同时，将初次分配领域中的资源配置制度、薪酬分配制度、农村分配制度以及收入分配调控制度法制化，均纳入收入分配法律体系，使之具有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