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国家至上。屈原志存高远，心系国家，襄理朝政，竭力勤勉。他主张对内变法图强、对外联齐抗秦，一度使楚国富足强盛，实力雄厚，威震诸侯。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对内对外都是一把好手。但他并非总是春风得意，他遭遇到了一个强劲的来自外部却深潜楚宫的政治对手——秦相张仪。此人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谋略家和纵横家，诡计多端、老谋深算、胆略过人。张仪的一生有两件最得意的政绩，一是几度破坏楚齐联盟，为秦国成就霸业扫清了前障；二是成功地离间了楚怀王与屈原的关系，使楚国驱逐忠良，丧失清醒，丢掉了雄起的基础和机遇，最终为秦所灭。这两件事合而为一，那就是张仪打败了屈原，抽掉了楚国的一根铁骨，但创造了一个英雄屈原。张仪十分清楚屈原是楚国唯一使他感到威胁的对手，他收买靳尚，设诡郑袖，蒙骗楚王，谗害屈原，可谓用心良苦，心机算尽。屈原也清醒地认识到楚国真正的敌手是强秦，“横则秦帝，纵则楚王”，不是楚吃秦，就是为秦所吃。但屈原心在国家，忽视了身边小人的力量，或者说是看重的是道德层面，看轻了政治的残酷。这是战略败于战术、谋略败于谋术、谋事败于谋人的经典案例。两人较量的结果是，正不敌邪，屈原惨败。从一定意义上说，楚秦之战实质上是屈、张对决，屈死而楚灭，张狂而秦胜。尽管如此，屈原至死也没有放弃对国家的责任和对使命的担当。历史的篇章总是飞扬着流畅与滞涩的墨迹，正邪不分、忠奸难辨的故事时常发生，让人嗟叹，但车轮总能曲曲折折歪歪扭扭地往前走。其实，中国“大一统”的思想并非始于秦始皇，春秋争霸，战国争雄，诸侯之间的征战都是统一战争，是诸多帝国梦的灰飞烟灭与推倒重来。屈原的政治见识使他看到了战争的性质，知道战争的赢输决定着国家的存亡，而不仅仅是一城一池的得失，因此他的忧虑远比一般人要深沉、痛彻得多，忧楚、兴楚、强楚之心日月可鉴。国之将亡，已无暇计较个人恩怨了，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他不惜牺牲个人前途直至自己的生命。一次次忍辱负重、拼力斡旋，使楚国得以联齐而苟延残喘，但又贪又怕、又狡又拗的楚怀王最终背信弃义，中秦计而绝齐，以致受袭无援时，为秦所灭。一切幻灭之后，屈原拼将生命全部能量的最后一跃，是以身许国、以明心志，像一颗*，试图让一声轰响毁灭楚王的痴梦，算作一个提醒。这种为国尽忠的信念，构成屈原精神的主体，渐渐凝成中华民族传统爱国精神的发祥与核心。
屈原以身自洁、以死明志的精神可赞可叹，但一己之净并不能换得天下之洁。他的投江，无疑是投向黑暗、腐朽、窒息、昏聩君主专制和污秽官场的一枚人体*，有惊世骇俗的一声轰鸣，但也只是一响而已，终究无益于国内政治矛盾的缓和与消弭，无济于民生的改善和楚国命运的起死回生，更无力撬动古代封建专制统治的沉重铁板。他以自戕的方式，给一个国家的式微画上了一个富有预兆式的句号，所荡起的涟漪波及中华民族两千多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