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谢鑫林发布于:2024-06-24 11:43:01
五四运动到2000年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历史时期: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1949年到1978年改革开放的启动;1978年到2000年我国进入小康社会。到2049年,建国100周年的时候,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要了解改革开放带来的发展变化,奋力实现中国梦,应该知道我国前面是怎么走过来的。这不仅是认识历史的需要,更是认识今天和明天的需要。1919—1949的30年,*等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经过武装斗争,终于解决了1840年以后我国人民任人宰割、被人欺凌、“挨打”的问题。1949年到2000年,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经济基础,实施了改革开放战略,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解决了“挨饿”的问题。尤其是改革开放使我们摆脱了贫困,实现了初步小康。这是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通过这么短的时间就进入小康社会的国家。这意味着我国人民在世界上不仅站起来了,而且也能站得住。在新的历史阶段,中国人民不仅要站得住,而且还要站得好,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这个过程中,我国还要解决“挨骂”的问题。 一 改革开放30年的时候,欧盟的一个机构请我去介绍改革开放的情况。当时我讲,10亿以上的中国人,在30年的时间里,几乎一直保持着两位数的平均增长,其间还解决了3亿多人的脱贫,2亿多人非农化,1亿多人进入了中等收入群体,并且在这个过程并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内乱、动荡、起义和革命,也没有发生大范围的对外殖民、侵略和战争,这是自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以来,从来没有过的。 如今我国经济发展起来了,反而被别人看不起,甚至被妖魔化,被认为是“异类”。要解决这个“挨骂”的问题,就要深刻认识中国梦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1949年新中国成立首先解决了民族独立的问题,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以后解决了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以后就要回答西方所谓的正当性问题。也就是说,我们中国人不但要活,还要活好;不但要活好,还要活得理直气壮、活得天经地义、活得理所当然。解决“挨骂”的问题,我们不是要在文化、价值、思想层面去缴械投降,而是要在文化、价值、思想层面证明本来就具有的正当性。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源源不断、生生不息,不断丰富、不断发展,走到今天,有其深厚的文化底蕴、自己的道理、自己的力量。我们要从国家发展、民族发展、文化发展的脉络搞清楚,中华文化哪些文化是能够被世界分享的、受尊敬的,这也是实现中国梦一定要解决的问题。到那个时候,中国人民就不只是政治上实现独立,经济上达到小康,而且在文化上也充分自觉自信,即作为人类文明的一种、一支、一脉,我们这么过、这么走、这么想是理所当然的、天经地义的。别人不一定这么过、这么走、这么想,但别人得承认、要尊重我们的过法、走法和想法。一句话概括:中国文化、中国制度、中国道路,至少是世界文明中不可缺少的一支、一脉、一路。 二 中国梦的实现是有阶段性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国梦的内涵也各不相同。孙中山那一代人的梦是中国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五四运动以后,“赤潮澎湃,晚霞飞动”,远东古国的青年开始憧憬神圣的运动。从北京大学学生参加五四运动,到清华大学学生参加一二·九运动,再到工人、农民参加革命建国的道路。那个时代,梦的核心是追求中华民族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到1949年基本实现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面对着极端险恶的国际国内环境,经历了多少曲折,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为当代中国的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到了1971年,新中国又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在国际上有了自己应有的一席之地。在那前后,我国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建立了正常的外交关系。这个30多年,我们打破了西方封锁,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梦也基本实现了。 改革开放伊始,中国人民的梦就是摆脱贫困,走向小康社会。其实这30多年我国人民所实现的岂止是小康社会,而且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 今天的中国梦,是在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经济大发展、社会大变迁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今天的中国人民衣食无忧,城乡互动频繁,企业家、学生、旅游者开始走向世界,中国在地区和国际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来的中国梦,是人民的幸福、国家的富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文化自信的体现。 三 物质世界的改变,经济建设等,是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维度。从逻辑上说,一个社会的进步,是可以用技术指标、经济数据来衡量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概念之一是生产力。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可以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技术的手段来测量,能够用量化的指标进行监测、描述和分析。 按照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如果没有干扰和破坏,一个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即一个社会的变迁,最先是生产力发展导致生产关系改变,然后上层建筑或快或慢地发生变化。本来,中国社会也是按照“自然历史过程”的脉络走的。但到了晚清,西方列强的侵略,使中国遭遇了中西方文化的强烈碰撞。过去的四书五经,是解决中国人人际关系和伦理问题的基本准则。但这时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发生了。晚清政府的无能,不仅表现为官吏的严重腐败,还体现在治理层面的无能,只知道四书五经,国家治理层面没有能力应对西方列强侵略的挑战。当时中国人中持技术救国思想的人,不只有张之洞等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法,还有第一个将《天演论》介绍到中国的严复,他最初到英国是学造船的。此外,还有鲁迅、郭沫若等去日本学医的一些人。他们都希望能够通过科学、技术、教育、医学来救国。但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阻碍了晚清中国的经济发展,使生产力难以再继续发展了。与此同时,统治阶级的政治和思想也已无力应对国内外的严峻挑战,再也统治不下去。这个时候已经不能按照马克思设想的正常路子(“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快或慢地发生变革”),先发展经济,再改变政治制度。因此,技术救国等道路走不通了。近代中国的逻辑,是人民不得不革命,不得不先从政治上甚至军事上解决问题,再回过头来搞生产和经济建设,发展生产力。 恩格斯曾经指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2页)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在根本上和恩格斯的论断是一致的。当时中国的国情是生产力不发展;而如果生产关系不改进,就没有办法发展生产力。中国最大的社会群体是农民,这不但不同于英国、法国、美国,也不同于俄国。那时的中国没有一个城市群,也没有城市里庞大的工人阶级,基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这就决定了中国的革命道路,既不能按照马克思所讲的英国那种“自然历史过程”发展,也不同于俄国,不能先搞城市暴动和起义。中国革命的社会基础、群众基础是农民,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动*,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才能取得广泛的群众基础。*等共产党人在井冈山首先探索并最终开辟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与近代中国的革命一开始就是*是有密切关系的。 正是因为这个逻辑,才有了我们党在延安的时候,区别一个知识青年是革命、不革命、反革命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愿意并且实行与工农相结合。这既是立场问题、感情问题,也是中国特色的革命逻辑。不遵循这个革命逻辑,当然无法成为革命者。 所以,近代中国第一个30年的逻辑,是在农村通过发动农民进行*,反帝反封建,先进行政治变革,建立人民政权,在人民政权领导下,再反过来发展经济生产,在物质和技术层面推动经济和社会进步。这个逻辑,不是从本本里抄来的,而是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具体实践中走出来的。如果教条地按照本本上规定的“逻辑”,20世纪中国的历史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中国和世界的今天也不会是这个样子。 四 中国革命的逻辑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人民的主体性问题。马克思提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我们可以再延伸一下:虽然不能随心所欲,但历史确实是人们自己创造的。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中国人自己创造的,“中国道路”是中国人自己走出来的。我们一开始也是要靠技术、实业、教育救国,但都没有走通。最后不得不先从政治上争取民族独立、建立国家政权。实现这一愿望,离开亿万普通民众的参与,只靠少数精英是不可能的。中国人的大多数在农村,主体是农民。但是,农民在旧时代不仅是一盘散沙,甚至没有文化,更没有政治意识。所以要组织起来才能形成真正的铜墙铁壁。农民革命、农村道路就是中国共产党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摸索出来的。 从井冈山道路到延安道路,群众路线逐步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既是认识路线(我们的一切知识无不来源于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也是政治路线(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人民),还是组织路线(在人民群众的实践中考察和识别干部),当然也是工作作风(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概括成一点:人民——在中国首先就是普通农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的主体,是推动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根本动力。 今天的中国与那个时候相比,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历史进步了,时代发展了,农民正在减少,城市正在扩大,知识、文化、科学、技术已经成了人们尤其是青年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组成部分。但是有一点没有变,那就是人民,特别是普通群众,即工人、农民和专业技术人员,仍然是社会生产和生活的主体。他们不仅是经济生产中的一个“要素”,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个“份子”,更是创造财富和维系社会秩序的基本力量,是创新与改革的主要动力,是我们的社会往哪里走、怎样走的依靠力量。 五 但是,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不是自发形成的,还需要文化自觉。文化不只是消极地、被动地反映经济发展、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马克思、恩格斯到了晚年一再讲意识形态的反作用问题,后来意大利革命家葛兰西又进一步提出了文化领导权问题。只有经济进步,还不足以创造新社会;只有政治革命,即便实现了民族独立,也不能长期保证其地位。最根本和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如果不解决文化领导权,我们所做的一切在西方看来就是缺乏话语权和所谓的正当性。 按照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和趋势,再有20到30年,中国将更加具有世界影响力。即便如此,我们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还要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面对前进道路上的重大战略机遇和挑战,我们要继续努力、长期奋斗。无论是经济建设还是精神文化建设,乃至科技、军事实力,都不仅要做大,还要做实、做强。同时,在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方面,除了解决好人们普遍关心的养老、医疗、教育问题外,整个社会治理结构(中央与地方、政府与市场、城市与乡村、汉民族为主的地带与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和国家建设(国防、司法、审计、税收等)也要跟上,并且要不断完善。此外,还要重视文化领导权、话语权、正当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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