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组 吴永兴 话题:关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

威尔逊等人的理想主义及其政治主张由于随后发生的历史事实而饱受讥讽，但这并不能完全抹杀其积极性的一面：对于人类价值及其善良本性的肯定，并主张依此来重构一种更为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呈现为与（新）现实主义的并非仅仅是理论意义上的对立——一种关于世界秩序或国际格局构型的替代性想象或愿景，而这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尤为需要。

在长期的革命活动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十分关注欧洲、亚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针对帝国主义奴役殖民地人民，剥夺他们的民族权利、主权，恩格斯明确指出，“一个大民族，只要还没有民族独立，历史地看，就甚至不能比较严肃地讨论任何内政问题”，“民族独立是一切国际合作的基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就此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完全可以理解为是这种理想主义国际关系思维传统的传承与延续，或者说来自当代中国的关于未来世界的一种理想主义勾画。

正确义利观秉持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基本原则，强调各国要尊重其他国家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坚持正确义利观，就要反对霸权主义国家为了极端和狭隘的民族利益而对弱小国家进行政治和武装干涉、经济殖民和控制，

而与当年威尔逊版本的理想主义明显不同的是，这一新理念真正体现了全球视野（而不再局限于大西洋两岸）并明确地基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诉求，因而拥有双重意义上的“道德制高点”。

中国倡导建设的亚投行、金砖银行、丝路基金等多边金融架构，有效地改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倡导大小国家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尽管其理论渊源纷繁复杂，但最直接的促动性现实则是1991年前苏联的解体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一体化及欧盟的发展。事实是，二者都对当代世界秩序或国际关系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而它们的发生又显然不能简单归结为民族国家利益或权力竞争意义上的物质性因素。

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利益观，正确义利观彰显了中国国家利益观的精髓，体现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中。

换言之，与大致属于理性主义性质的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不同，建构主义在本体论上是反理性主义的，认为国际政治的社会性结构不仅仅影响着行为体的行为，更重要的是（将会）建构行为体的身份认同和利益需要；在世界观上是理念主义的或非物质主义的——它虽然并不否认物质利益或权力的客观存在及其重要性，但却反对将其解释为行为体行为的唯一或最重要的原因，而是坚持认为，权力主要是由观念和文化情境所构建起来的。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习*总书记深刻指出，“在国际合作中，我们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党的十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明确提出，“在国际事务中，坚持正确义利观，维护我国的独立和主权，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具体到苏联解体和欧盟发展这两个实例，在建构主义看来，对于前者而言，戈尔巴乔夫等人对国家安全观念认知的变化以及随后采取的政治决策发挥了关键性作用，而对于后者来说，一个不断构建中的“欧洲（经济、政治与文化）空间”概念一直深刻影响着欧洲一体化进程的进展及其未来。

进一步提高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提升我国世界话语权

中国已成为多边主义的重要支柱，而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与一些西方国家推行霸权主义不同，中国始终秉承正确义利观，在坚定捍卫国家独立、主权与领土完整等核心利益的同时，坚持和平建设自己的家园，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他国合理关切，在平等互利原则基础上开展对外合作，努力维护世界和平及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

因而，建构主义理论的主旨或要义就在于，某种核心性理念的持续性建构终将转换成为一种强劲的物质性力量，而这一点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来说尤其重要。也就是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全球政治理想，也不是一个软弱无力的概念性存在，而是可以通过不断地阐发、制度化以及与实践互动而体现为一种现实（变革）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