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性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刻彰显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多样性，彻底解构了西方中心论构建的话语体系。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发展史中,欧洲的崛起只是短暂的瞬间，欧洲文明只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种形式而不是普遍形式,更不是唯一形式。可是一些西方学者却将其披上理论的外衣并且加以教条化,将西方文明解释成为人类文明的模板或典范,将西方价值建构成为人类文明的所谓普世价值。从黑格尔的世界历史理论到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秉承欧洲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核心和最终归宿的话语逻辑。就连日本明治维新之后的崛起，在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中也被解释成为是所谓日本“脱亚入欧”使然。这种理论解释不仅进一步强化了西方国家的优越感和西方文化的话语霸权，同时也打压了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方社会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证明:中国并没有选择走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也没有走苏联东欧“改旗易帜”的歪路,而是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既继承和延续中国自己的文化基因和主线,又吸纳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世界文明的丰富成果，并且在继承和吸收的基础上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其取得的巨大成功,以铁的事实和实践逻辑彻底解构了西方中心论的话语体系,雄辩地证明:一个不同于资本主义的新世界是完全可能的。

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意义在于：“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长期以来，西方主流舆论一直把资本主义视为走向现代化的最佳模式，奉新自由主义模式为圭臬,把非西方模式视为异类加以否定和打压,并企图将发展中国家引向新自由主义的西方之路。自国际金融危机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西方发展态势分明，高下立现。尤其是那些被迫采纳了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闹得党争纷起，战祸不断，社会动荡，人民流离失所。西方民主价值遭遇的重重危机与中国道路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引发了西方社会新一轮的制度反思和改革呼吁。国际上关于“中国道路” “中国制度”的议论和研究越来越多,且赞扬者越来越多。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纷纷主张“向东看”，认为西方制度失灵、财政紧缩、贫富差距日益加剧等新自由主义弊病,需要从中国的发展经验中寻找解药和良方。要认真学习中国超大规模、超常发展、超越危机的成功经验，也要好好吸收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的快速发展,促使国际社会从全球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一些西方政要和智库人士明确指出:西方必须承认,中国方案在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亚非拉国家从中国吸取经济发展的经验。中国方案具有某种“可复制”性,能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一个“华盛顿共识”之外的选择途径。南非前总统姆贝基明确表示：这也同样适用于非洲。美国学者阿里夫·得里克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一种内在超越资本主义的视界,并具有避免回到资本主义的特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价值，不仅在于它目前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性,而且在于它正努力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提供一种替代经验。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印证了上述国际社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世界意义的价值估量。同时也印证:人类走向现代化的道路绝不是唯一的，各国的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根据自己的国情自己选择。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地解决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阶段的任务，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光辉旗帜。 中国近现代史的历史经验证明：只有选择适合中国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民族复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十分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本清源,领导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迅速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势,从困难中重新奋起,把党和国家的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轨道上来。 通过改革开放,终于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