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的重大意义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有助于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即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意味着国家将致力于消除贫富差距，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具有重大意义，可以增强人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推动社会主义事业的持续发展。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进一步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对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积极影响．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又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为其他相对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经验，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实践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同时也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这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从人类文明进步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开创了人类政治文明的崭新阶段，“为人类探索建设更好社会制度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原始社会解体以后，先后产生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以私有制为经济基础的制度。这些社会制度一个共同的特点是少数人奴役、剥削和压迫绝大多数人。究其根本原因，皆因生产资料掌握在奴隶主阶级、地主阶级或资产阶级手中，他们凭借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力量，主宰国家的政治、经济、思想命脉，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因为失去独立的生产资料和物质基础，只能在社会中处于从属地位。只有联合起来的人民掌握生产资料，进而掌握国家的经济命脉和政治机器，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被奴役的从属地位，实现个体的自由。启蒙运动时期，西方国家先后完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西方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围绕“建立什么样的政治制度”这个历史性课题，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创造了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半总统制等多种制度模式，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在现代西方达到了最高阶段和最完善程度，推动人类制度文明和政治文明进入了新阶段，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欧洲方案。 自资本主义制度在西方奠基以来，西方先后发动和引领了以蒸汽技术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电力技术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率先走过了“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走进了“人的独立性”阶段，率先完成了现代化的使命。西方300多年的发展进步，证明了社会制度的欧洲方案相对于过去的一切制度，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同时，西方世界的发展优势转化为西方制度的话语优势，一系列似是而非的论调纷至沓来。比如，“西方中心论”告诉世人西方制度是最好的制度，“历史终结论”告诉世人西式自由民主制度是历史进化的终点，“世界趋同论”告诉世人不同社会制度最终都将趋同于资本主义，“别无选择论”告诉世人除了资本主义没有别的选择，这些论调都体现了西方世界高度的制度自信。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从理论上揭示了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结论。马克思主义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仍属于“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后一种立足于私有制基础上的社会形态，是国家制度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未来新社会，不是用一种剥削制度去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而是要结束一切剥削压迫制度，最终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剥削、阶级压迫和阶级对抗的全新社会制度，开辟人类自觉创造历史的新时代。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实践，社会主义制度在马克思那个时代仍然是一种理想、一种学说。 “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制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面临的一个历史性课题。鸦片战争以后，延续了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腐朽不堪，难以应对日益深重的政治危机和民族危机。”近代以来，中国早期的制度探索无不以欧洲方案为最初的参照系，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改良方案、孙中山的旧式民主革命方案，都是欧洲方案的中国翻版或再版，都未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都未能解决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问题。中国共产党登上历史舞台以来，一直致力于建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在国家制度建设上不懈探索，提出了关于未来国家制度的主张。*时期，党领导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创建人民革命政权的宝贵探索与尝试；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建设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权，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人民民主专政制度在局部的成功实践；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领导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和各方面的重要制度；改革开放以后，党领导人民进一步完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制度保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崭新阶段。这个“新”体现在：一是内生性。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国家制度，不是由哪个政党独自选择的，也不是由哪个政治领袖乾纲独断的，而是由这个国家的现实国情决定的，是在其文化土壤中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内生于本国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它不是凭空产生的，更不是外来制度的“舶来品”“飞来峰”。二是原创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翻版，也不是苏联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制度再版，它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一种全新的制度，是具有原创性的制度文明。三是完善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由一系列制度构成，涵盖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内政外交国防各个领域，是人类迄今为止最完善的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开创了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崭新阶段和崭新形态，为人类探索更好社会制度提供了中国方案。 当然，所谓社会制度的中国方案，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搞制度输出，其真实意涵在于中国告诉世界，各国都有权走自己的路、选择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制度。今天，社会制度的欧洲方案、美国方案仍然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仍然主导多数国家的政治议程，这不是因为社会制度的西方方案优于中国方案，而在于：社会制度决定于社会基本矛盾运动，各个国家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社会制度具有强大的发展惯性和自我调节能力，资本主义制度“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西方的制度文明依然当道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不仅再次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且以其独创性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巩固和扩大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工农联盟以及工人阶级同其他劳动人民的联盟在新的社会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巩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也逐步建立和完善，保障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

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的创造性实践及其伟大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成功实践树立了中国样本，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的现实化作出了中国贡献。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创立以来，曾在欧洲、亚洲、非洲以及拉美等多国付诸实践，但由于多方面原因，这种探索和实践由于背离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大多以失败告终，成功者寥寥。迄今为止，新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最成功的实践基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成功实践的最伟大样本。 社会主义制度究竟是什么样的，马克思恩格斯只有原则性设想，没有进行具体的制度建设实践。列宁领导苏俄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为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发展、成熟定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列宁直接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时间太短，来不及完成这样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尽管列宁时期有一些好的理念、好的做法，但并没有发展为成熟定型的科学制度体系。此后，苏联共产党几代领导人在制度建设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积累一些经验，也走了弯路、犯了错误。纵观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建设70多年的历史，苏联共产党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重大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搞清楚，没有完成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成熟定型的重大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在中国如何落地，马克思的制度理想如何转化为中国现实，列宁的制度理念如何转化为中国实践，是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项重大课题。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我们党开始独立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也走了一些弯路。究其根源，也在于我们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认识并不彻底。1976年，“*”结束，“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摆在党和人民面前头等重要的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深刻总结执政以来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紧紧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问题，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发展完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中国制度建设的具体实际成功结合的典范。这一“结合”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治统治理论和政治解放理论在中国转化为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关于无产阶级新型民主和新型专政理论转化为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体系），关于无产阶级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夺取资产阶级全部资本的理论转化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关于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理论和社会主义新文化理论转化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制度，关于社会物质生活关系决定国家与法的理论转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关于人民利益观和城乡关系理论转化为统筹城乡的民生保障制度，关于无产阶级军事理论转化为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理论和社会公仆理论转化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等等。这些制度是马克思主义制度理论中国化的伟大成果，它的创立、发展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和制度理论的本土化、民族化、现实化树立了成功样本，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提供了中国经验、贡献了中国智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成功实践的伟大样本，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作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这一制度的“样本”意义体现在多方面，比如：它创造了一套以社会主义为性质定向的成套制度体系，动摇了资本主义制度文明和制度体系的普世地位；它创造了一套一党领导、多党参政合作的新型政党制度，打破了西方政党制度的唯一性；它创造了一套以人民利益为价值取向的制度体系，不同于资本逻辑操控的西方制度；它创造了一套民主与集中有机结合的制度体系，超越了党争纷沓、相互倾轧、议而不决的西方民主制度；它创造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超越了以彻底私有化、完全市场化、非调控化（自由化）为政治-经济哲学基础的西方基本经济制度；它创造了一套以和平主义外交为主轴的外交政策，摆脱了西方制度的霸权逻辑和修昔底德陷阱；等等。上述这些方面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舶来品”，而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制度学说的创造性实践，是独立自主的中国创造。

进一步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得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同时也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

从社会主义制度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制度探索上的卓越成果，是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所取得的制度成果，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民族形态、当代形态、中国形态。 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总有决定其性质的普遍特征，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模板。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制度，总会有某种共性的东西，但必定各有各的特殊性。社会主义制度扎根于不同的国家、民族，必定表现为不同的国别形态、民族形态。列宁指出：“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任何事物皆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体，一般存在于个别之中并通过个别表现出来。社会主义制度也是一般与个别的统一，社会主义纯粹“一般”与社会主义纯粹“个别”都纯属子虚乌有。社会主义制度“一般”只有通过具体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体现出来，只有呈现为具体的国别形态才有生命力。社会主义制度“一般”，经典作家已经作出了原则性的回答，但一般如何呈现为个别样态，如何外化为鲜活的社会主义，则有待于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人民来回答。社会主义制度要在国情各异的国家落地生根，其制度模式、实现形态必定带有或多或少的民族特色，不可能也不必要定于一尊。 中国是一个国情极为独特的文明国家，历史纵深绵历数千年，国土幅员横跨万余里，文化血脉、文明传统未曾断裂，历史运程、国家命运跌宕起伏，人口规模、经济体量位居世界前列，区域发展、城乡发展极不平衡，全世界找不出第二个兼备上述特征的典型样本。治理这样一个超大型国家，我们能照谁的制度模式办？谁又能为我们量身打造合体的制度模式？哪位圣贤先哲能告诉我们怎么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社会主义制度的顶层设计和总体安排，马克思恩格斯不可能为我们提供现成的方案，列宁、斯大林也无法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制度的改革方向和完善思路，同样不能寄希望于圣贤先哲传经送宝，也不能幻想“西天取经”，更不能像某些发展中国家那样照搬西方制度，只能走历史的必由之路。14亿人口的超大型国家，必须避免重蹈苏东国家的历史覆辙，犯颠覆性错误。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积累了重要经验，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这个经验，也许我们可以总结出十几条、几十条，但最根本的就是一条：必须走自己的路，创立符合本国国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发展，没有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制度模板，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再版，更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翻版，从来就没有什么现成的教科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主体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马克思主义者从来不相信有什么万能的“祖师爷”。“个别就是一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是别的什么制度，就是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社会主义制度普遍本质与鲜明中国特色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在中国的创造性实践，是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实现形式，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当代中国形态，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立，为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别探索作出了中国贡献，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制度建设提供了重要启迪，为人类通往更好社会制度树立了典型、积累了经验。

从世界现代化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开辟了壮丽的现代化前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 现代化起源于西方，是全人类的共同志向。西方率先完成现代化的任务，也成功创造了现代化的西方模式。西式现代化的制度方案，在政治体制上表现为三权分立制、总统制或议会制，在政党制度上表现为两党制或多党制，在经济制度上表现为以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基本经济制度。现代化不仅是发达国家的过去，也是发展中国家的现在与未来。现代化的制度路径何在？是否存在唯一的路径依赖？这是不同现代化学派争论的问题。 “经典现代化理论”主张现代化模式上的西化论，对第三世界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充满信心。“经典现代化理论”认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人类的现代化进程不过是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看齐的过程，东方向西方过渡的过程。发展中国家欲实现现代化，不仅硬件要西方化，软件也要西方化；不仅要全盘引进欧美的发展模式和现代科技，也要全盘复制欧美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西方”是衡量发展中国家道路、制度、文化和价值观是否具有合法性的唯一标准。东西方的发展差异，被扭曲为传统与现代、愚昧与先进的对立。然而，事实并不如理论设想的那般顺利，一些仿效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功，比如拉美国家的现代化运动已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至今仍深陷拉美陷阱之中，非洲国家的现代化之路更是困难重重。 “依附理论”反对现代化模式上的西化论，否定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行性。“依附理论”认为，不发达国家在世界体系中的依附地位，是其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依附型世界体系中，西方发达国家居于绝对统治地位，控制、剥削边缘国家。不发达国家唯有走自主发展的道路，斩断同中心国家的联系，摆脱依附状态，方能实现现代化。然而，依附会失去自主，脱钩也无法走向富强。在经济一体化的世界中，一国欲求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独自实现现代化，不过是天方夜谭。要么选择依附，要么选择脱钩，这种二分思路过于简单，也没有穷尽国际交往的全部可能性。 “世界体系理论”反对现代化模式的内因论，主张在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中解释发展与不发展，最终陷入了历史悲观主义和怀疑论。“世界体系理论”认为，国际经济结构包括中心-半边缘-边缘三个地带。世界经济一体化不等于均等化，相反，中心-半边缘-边缘的层级结构表明了世界经济体系的极端不平等性。英、美等发达国家居于体系的“中心”，一些中等发达程度的国家属于体系的“半边缘”，某些东欧国家、大批落后的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处于体系的“边缘”。中心地区的发展是以剥削边缘国家、牺牲边缘地区为代价，但边缘地区却不可能从中心地区获取巨大能量，实现迎头赶上乃至反超，因为中心地区的优势是不可重复的。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不过是把财富不断从外围转移到中心，不断把外围地区纳入世界体系的边缘，世界不断趋向两极分化。根据“世界体系理论”，内因不能解释边缘地区的发展和贫困问题，只有着眼于外部、立足中心-边缘的国际关系结构才能被理解。从中心-边缘结构来看，正是不发达地区的不发达才成就了发达地区的发达，反之亦然。中心-边缘结构对于资本主义世界来说至关重要。所谓世界各国在同一条跑道上平等竞争的社会发展理论，不过是自欺欺人的虚构。中心地带的现代化，原因在于边缘的牺牲；边缘地带的贫困化，原因在于中心的剥削。尽管“世界体系理论”的分析框架有其深刻性，但显然忽视了外因通过内因才能起作用，忽视了后发国家的后发优势，忽视了社会主义制度的比较优势，因而其解释力也是不足的。 其实，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不可逆转，但现代化的道路可以选择。欧美率先享受到了现代化的成果，但并不意味着西方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实现现代化的唯一选择。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是被西方实践证明了的通往现代化的一种选择，但不是唯一选择；西方国家治理体系是西方实践检验了的治理现代国家的一种方案，但不是唯一方案。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在这个国家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多来，我们党领导人民创造了世所罕见的经济快速发展奇迹和社会长期稳定奇迹。”中国奇迹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奇迹，中国的发展奇迹和稳定奇迹，从根本上说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奇迹。绕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对于中国奇迹难以从本质高度给予深刻的回答，中国密码也许永远无法解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法治体系、政府治理体系、社会治理制度、军队领导制度、外交政策以及国家监督体系，都与西方完全不同，但却取得了比西方更大的成绩、更好的治理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样本意义是不容抹杀的。与别的制度相比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优势，是人类通往现代化的全新制度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开辟了崭新的现代化之路，向世界宣告了“照西方的样子改造世界”的时代已经结束，宣告了“现代化=西方化”的简单和偏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彰显了中国制度的历史进步性、实践合理性和巨大优越性，向世界揭示了“走自己的路”才是唯一正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昭示了“中国之治”的核心密码，给那些正处于经济停滞、民族*、政局动荡中的国家提供了重要启迪，给那些迷信西方制度、总是幻想“西天取经”的国家提供了重要警醒，给那些热衷制度输出、到处制造“颜色革命”的国家注入了一剂清新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成功，激活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生机活力，向世界宣告了“人类和地球的欧洲化”时代已经终结，“西方中心论”“历史终结论”已经破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标志着世界范围内两种社会制度的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

促进了思想文化和社会进步。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指导思想地位进一步加强，人民群众逐渐树立起明确的社会主义意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等共同价值观在越来越多的社会成员中得到崇尚，推动了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和发展。

从中华民族复兴史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文明史，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明。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渐衰落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无数仁人志士提出了各式各样的救国方略和制度方案，但都以失败告终。*运动失败了，旧式农民阶级提不出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纲领，不触及封建制度的根基，寄希望于改朝换代的路子行不通；洋务运动失败了，封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抵御不了资本主义，寄希望于绕开制度、走实业救国的路子行不通；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失败了，弱小的维新派扳不倒强大的封建守旧势力，寄希望于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路子行不通，制度改良、维新变法救不了中国；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虽然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但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清王朝倒下了，中华民族并没有站起来，照搬西方制度的路子也行不通。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各个阶级、各派政治势力轮番登场，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乃至复辟帝制、一党独裁制等各种制度都尝试了，结果都行不通，各派政治力量都未能担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都未能找到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制度。 峰回路转，柳暗花明。在各派政治力量的反复较量中，在中华民族反抗封建统治和外来侵略的激烈斗争中，在中国人民的反复比较权衡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经过28年浴血奋战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了新中国，中华民族实现了站起来的伟大飞跃。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深刻总结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成为党在新时代的一项重大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之不易，它是从5000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来，从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斗争中来，从社会主义事业的艰苦创立和艰辛探索中来。这个制度“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是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性质、特点和优势，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相对于三权分立、多党竞选、轮流坐庄的西方政治制度和治理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鲜明的比较优势。特别是，这一制度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能力，可以有效整合社会资源，集中力量办大事，避免了西方的“极化”政治和“否决政体”；这一制度具有战略规划的定力，可以保持国家大政方针的稳定性、连续性，对攸关长远的事情“一届接着一届干”“一张蓝图绘到底”，避免了西方“一届对着一届干”“一届隔着一届干”的制度恶果；这一制度具有决策执行的效率，对认准的事情有序推进，不争论、不折腾，拿事实说话，这在那些为反对而反对的西方议会制度和政党体制下是不可想象的；这一制度具有选贤任能的优势，可以保证国家领导层有序更替，避免了西方在执政团队选拔中受制于财团牵制、民粹裹挟、利益分赃、派系割裂等弊端；这一制度具有自我净化的机制，可以刀刃向内、自我革命的勇气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避免了西方制度选票至上、逃避责任、文过饰非、报喜不报忧的制度漏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新制度，也是一个被实践证明了的好制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不是好，要看事实，要看中国人民的判断，而不是看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人的主观臆断”。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成就惊艳世界，从一穷二白到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位，从使用洋火洋油到建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从赤贫如洗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物资短缺到成为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从处于世界体系边缘到前所未有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从落后于时代到逐步赶上时代、引领时代，从西学东渐到为建设美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经历了这么大的制度变革、这么快的经济增长，“用几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在中国人民手中，不可能成为了可能”，这是中国制度优势最有力的证明，也是坚定制度自信最深刻的根据、最充足的理由。2020年，全球面临新冠肺炎疫情大考，世界大国普遍遭遇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萎缩，中国是大型经济体中唯一的一个例外，是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疫情发生之初，中国面对的是一场“闭卷”考试，却交出了一份比后来的“开卷”考生好得多的答卷，这是对中国制度的一次大考，也是对制度优势和治理效能的一次检阅。多年的实践归结为一句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唯一制度选择，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总的来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对于中国历史进程和未来发展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为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根本地位得到确认，为社会主义事业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从制度的结构和功能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治党治国治军的“成套设备”，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系统保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奠定了坚实制度基础。 制度是治国之重器，良制是善治之前提。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既要有好的制度体系，也要有好的治理效能。中国共产党何以创造两大奇迹？中国之治与西方之乱对比何以如此强烈？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无缘无故的奇迹，中国之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好的治理与好的制度内在相关，中国之治与中国之制因果关联。中国之治的密码，正在于中国之制；中国之制的效能，正在于中国之治。 “中国之治”，实质是制度之治。绕开了中国之制，任何有效的国家治理都是难以想象的，试图解开“中国之治”的密码也是不可能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各方面制度构成的“一揽子”制度，是以善治为治理目标的科学制度体系，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治国重器，是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的系统保障。这个制度体系包括十三个方面，覆盖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政府治理、经济制度、文化制度、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生态文明、军队领导制度、“一国两制”、外交政策、监督体系。这十三个方面制度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体图谱，涵盖了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治军各个方面、内政外交国防各个领域，一个都不能少。各方面制度既保持适度的张力，又形成总体的合力，是一个总装集成的“成套设备”，共同构成了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科学制度体系。 不同制度在国家治理中的效能是不一样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十三个方面制度的地位不是平行的，而是处于不同的层级和位阶，发挥不同的治理效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在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居于统筹、统领、统帅地位。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起四梁八柱作用的是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重要制度。所谓根本制度，“是指那些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内容和根本性特征、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质的规定性的制度，是立国的根本”。根本制度除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之外，还包括党的领导制度、人民民主专政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制度。根本制度的主要效能就是确保国家的性质不变色，社会主义方向不走偏。所谓基本制度，“是指那些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性质，框定国家基本形态、规范国家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制度”。基本制度包括三个基本政治制度，一个基本经济制度。基本制度的主要效能就是规定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捍卫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所谓重要制度，“是指那些由根本制度、基本制度派生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的主体性制度”。重要制度遍及经济、政治、文化、民生保障、社会治理、生态文明、政府、军事、外事、监督等各个领域，属于各领域的主体性制度。重要制度的效能就是确保治党治国治军各方面工作有效运转，确保国家治理体系的功能作用充分发挥，确保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释放。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的位阶区分，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的认识更加深化，更加接近实践本身的要求和制度本身的逻辑，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往成熟定型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

1、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它为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创造了制度条件。2、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极大地巩固和扩大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3、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的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发展。4、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对世界格局产生了积极影响。 5、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而且以其独创性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6、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又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有利于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确保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项事业沿着社会主义方向稳步前进。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制度基础,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创新和发展提供了重要前提。 2.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极大地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3.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 4.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使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又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5.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问题的系统回答和正确解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中国的正确运用和创造性发展的结果。

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利益，推动社会资源公平分配，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增强国家凝聚力和战斗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有利于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奋斗。

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在经济制度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决定性地位，对其他领域制度建设及国家治理效能有重要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好、 巩固好，完善好、发展好，使其更加成熟更加定 型，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创造性，极大的促进了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以及与社会化大生产的一致性和能够在经济落后条件下尽可能的集中力量办大 事的优势，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阶级关系的最根本变革,因而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巩固和扩大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的阶级基础和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意味着国家对经济活动的调控权实行公有化，从而能够更好地规范市场秩序，防止垄断和剥削现象的发生，保障全体人民的合法权益。

为国家发展提供长期稳定的制度环境：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为国家的长远发展提供了稳定的制度环境，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长期稳定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20世纪中国又一次划时代的历史巨变.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越过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为后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初步显示了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展开，我国逐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积累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 水平十分落后的东方大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经验。我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离不开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根本的前提条件。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进一步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对维护世界和平产生了积极影响.占世界人口1／4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又一个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为其他相对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经验,对这些国家的人民也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意味着国家对社会事务的管理权实行公有化，从而能够更好地保障人民的基本权利，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现全面发展的目标。

第一，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中国现代化的建设创造了制度条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以其与社会化大生产一致性和能够在经济落后条件下尽可能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为发展社会生产力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今天中国现代化建设取得的辉煌成就，都离不开选择并且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个最基本的前提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