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代花鸟画中,鸟雀形象的描绘达到了一个艺术高峰,以其精细入微的笔触、生动活泼的姿态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画家如崔白、赵佶等人的花鸟画作品,不仅注重写实与意境相结合,更强调对自然界的深入观察与理解,鸟雀的形象栩栩如生,富有生命力。花鸟画在长期的发展中,适应中国人的审美需要,形成了在观察客观形象的基础上,以寓兴、写意为目的的创作传统。它集中体现了中国艺术在审美的主客关系中,以主客和谐为原则而偏于主观的创作思维特征,成为中国人缘物寄情,抒发胸臆的艺术载体。因此,花鸟画的立意往往关乎人事,它不是为描绘花鸟而描绘花鸟,而是紧紧抓住动植物与人们生活际遇、思想情感的某种联系而给以寓意性的表现。这就使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黄休复一边大谈“画之逸格,最难其俦”的意象性,一边大大赞赏黄筌画鹤,白鹰误认为真,击壁数次的故事以及宋徽宗赵佶缘何一边倡导“孔雀登高,必先举左”“日中月季,无毫发差”的精致与细腻,一边又在画面上挥毫写诗题字,大发情感。宋代绘画题材与功能发生的转换(人物转换成花鸟与山水,功能也从政治教化转为悦情)、文人画的崛起、绘画的文学化与诗意化、宋代才出现的“以诗文命题作画取士”的现象、邓椿发出的“画者,文之极也”的呼声……这些种种文化艺术现象和观念深刻反映了宋代绘画写实性与写意性的交织和矛盾,也是宋代绘画写实性所处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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