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7月23日晚，中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开幕。国内各地的党组织和旅日的党组织共派出13名代表出席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的50多名党员。这些代表是：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旅日的*，以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因有其他事务未出席会议。出席党的一大的上述人员，平均年龄为28岁。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出席了这次大会。
7月30日晚，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会场，后又匆忙离去。具有长期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断定此人是敌探，建议马上中止会议。大部分代表迅速转移。稍后，法租界巡捕搜查了会议地点。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们商定最后一天的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船上举行。
大会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党的纲领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以及联合第三国际。这表明，中国*从建党一开始就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并且坚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个目标，从而同崇拜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主张走议会道路的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了原则界限。
大会虽然也主张“与其他政党合作，反对共同的敌人”即军阀，但并没有制定出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明确纲领。初生的中国*对中国的国情还了解和研究不多，对中国这种资本主义发展还很微弱、严重地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压迫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条件下，是否能够立刻直接实行社会主义革命，需要经过什么步骤才能最后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不可能认识清楚。
大会在讨论党的实际工作计划时，“因为党员少”，关于“组织农民和军队的问题成了悬案”，决定集中精力组织工厂工人。大会通过的党的第一个决议规定，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要派党员到工会去工作。这说明，党在成立时就十分注意同本阶级建立密切的联系。
为了保证党的先进性，大会“决定接受党员要特别谨慎，严格审查”；鉴于当时的党“几乎完全由知识分子组成”，大会“决定要特别注意组织工人，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他们”。大会通过的纲领还规定，申请入党的人，不得具有非共产主义的思想倾向。他们在入党之前，“必须断绝同反对我党纲领之任何党派的关系”；“在公开时机未成熟前，党的主张以至党员身分都应保守秘密”。尽管有这些规定，在党刚刚诞生的时候，它的成员的状况难免还比较复杂。就拿党的一大代表来说，后来也有分化：多数人一直坚持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信念，坚持中国革命事业，有的为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像*、*这样的人本来并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在党成立后不久就被清除出党；还有些人中途脱离党，有的甚至背叛革命。这种现象，不仅对一个初生的党来说是并不奇怪的，而且在党后来发展为广大群众性的党的时候，其主体是由健全的坚强的分子组成，但也不可避免地会杂有或产生某些不坚定分子、变节分子和异己分子。
考虑到党员数量少和地方组织尚不健全，大会决定暂不成立中央执行委员会，只设立中央局作为中央的临时领导机构。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分管组织工作，李达分管宣传工作。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了中国*正式成立。
中国*诞生在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不是偶然的。它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是中国人民在救亡图存斗争中顽强求索的必然产物，也是中华民族在追求复兴的道路上不断觉醒的必然产物。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强大势力，革命任务艰巨而又复杂，迫切需要坚强的领导力量。近代中国的历史表明，中国的农民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没有能力承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责任，不可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呼唤着新的领导阶级和新的政党组织。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进一步加深和封建军阀统治日益残暴和腐败的情况下，中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中国先进分子在反复进行分析、实验、比较和推求后，最终接受科学社会主义，认识到只有用“阶级战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办法，才是改造现实世界的“对症之方”。至于各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改造方案，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无法用它们来指引完成中国革命的任务。因为社会改良的方案，正如当时*所说，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无政府主义“否认权力，这种主义恐怕永世都做不到”；用发展教育、科学和实业等以改造社会的“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也“永世做不到”。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这样，中国先进分子终于选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作为改造中国社会的武器，选择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并根据列宁的建党学说组建起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
值得注意的是，在党成立前后，与党的上海发起组没有联系的一些先进分子也在独立地酝酿建党。1920年7月，一批留法的勤工俭学生在蒙达尼公学集会。蔡和森在会上“主张激烈的革命，组织*，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即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他还同李维汉等商量过“准备成立一个*”的问题。“后来因为忙于参加和领导求学运动的斗争，未能实现。”1921年夏，利群书社成员在湖北黄冈开会，表示“赞成组织新式的党——布尔什维克式的党，并提议把要组织的团体叫做‘波社’（波尔什维克）”。当得知中国*成立的消息后，恽代英“立即号召加入，结束利群书社”。1924年1月，吴玉章、杨闇公等20余人在四川秘密组织了中国青年*，并发行机关报《赤心评论》。其后，中国青年*宣布自动取消，并令其成员个别地申请加入中国*。这些事实说明，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来领导中国革命，已经成为中国最先进的分子的共同要求。
中国*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成立的，它的成立具有重要的历史特点。
一方面，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工人运动的基础上产生的。如前所述，中国工人阶级身受帝国主义、本国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具有坚强的革命性。在这个阶级中，不存在欧洲那种工人贵族阶层，没有社会改良主义的基础。而且在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人阶级根本不可能进行和平的议会斗争，他们很少可能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抱有期望。尽管他们的人数不是很多，但具有很强的战斗力。
另一方面，它成立于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修正主义遭到破产之后。它所接受的，是没有被修正主义阉割的马克思主义的完整的科学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是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是在斗争中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划清了界限的科学社会主义。
正因为如此，中国*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是一个区别于第二国际后期的社会改良党的新型工人阶级革命政党。
中国*一开始就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这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为对于这个初生的党来说，理论准备不足可以通过学习加以弥补，经验缺乏可以在斗争的实践中进行积累，只要坚持正确的方向，这个党的弱点是可以克服的；但如果不能同机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在政治上迷失了方向，它就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思想附庸，就不会有真正的生命力了。
中国*的创建，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具有伟大而深远的意义。它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中国人民从来就勤劳勇敢、富于斗争传统。近代以来，中国人民的斗争之所以屡遭挫折和失败，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一个先进的坚强的政党作为凝聚自己力量的领导核心。中国*的诞生，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从此，中国革命有了正确的前进方向，中国人民有了强大的凝聚力量，中国命运有了光明的发展前景。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使得一切反动势力感到深深的恐慌。这个运动在萌芽时即被斥为“过激主义”，被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中外反动派的联合压迫，以致中国*刚刚成立，就不能不处于秘密状态，以后更长期受到严厉的迫害和血腥的镇压。这种极端严酷的环境，是中国其他政党很少遇到过的。但是，由于中国*作为最先进的阶级——工人阶级的政党，不仅代表着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着中国广大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由于它掌握着马克思主义这个锐利的思想武器，能够为中国人民指明斗争的目标和走向胜利的道路，所以，幼年的中国*还是迎着种种诬蔑和压迫，在斗争的实践中不可遏止地成长和发展起来。归根到底，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社会前进方向的新生力量是不可战胜的。
中国*是在一个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情况复杂、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旧中国进行活动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一项前人没有遇到过的缺乏现成经验的艰巨工程，需要有一个摸索的过程，一个在斗争中积累经验的过程。因此，党要搞好自身的建设，要制定出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和方针、政策，不能不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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