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期重点在史学考据,1940年后渐渐转向文化研究,诚如其言: “ 自《国史大纲》以前所为,乃属历史性论文,仅为古人伸冤 , 作不平鸣, 如是而已。此后造论著书, 多属文化性 , 提倡复兴中国文化 , 或作中西文化比较。” 他治学严谨,根底深厚,林语堂说他:“学问精纯,思想疏通知远,文理密察,以细针密缕的功夫,作为平正笃实的文章。” 余英时也评价恩师:“钱先生是开放型的现代学人,承认史学的多元性;但同时又择善固执,坚持自己的路向。他毕生以抉发中国历史和文化的主要精神及其现代意义为治学的宗主,生平著述之富及所涉方面之广,近世罕见其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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