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建立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文明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实践提供有力理论支撑”。这为文明研究指明了方向，深化了我们对文明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认识。
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
西方学术界形成了一套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观。比如，把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等要素视为判断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把西方文明的特征作为人类文明的普遍标准。究其本质而言，西方知识体系深层蕴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视角，他们大都通过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预设来理解人类历史上的各大文明。
黑格尔是西方中心主义文明观的代表。德国古典哲学对文明的思辨从康德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开始，经过费希特的《现时代的根本特点》，到黑格尔日臻完善。在黑格尔那里，民族精神第一次成为文明的真正实体，赋予人类各大文明在世界历史展开过程中独特的地位和价值。黑格尔以精神的实现过程反思人类历史上的各大文明，提出“精神的朝霞升起于东方”“精神只存在于西方”“东方的思想必须排除在哲学史以外”。黑格尔立论的依据来自传教士的二手文献，显然缺乏科学材料的支撑。德国学者兰克晚年口授的《世界史》也把东方文明排除在外，其所谓的世界历史不过是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法国学者基佐把文明作为事实的集合，却把文明的进步性仅仅看作欧洲文明的特性，并认为法国代表了欧洲文明的最高成就。英国学者斯宾塞更是提出文明的优胜劣汰，其社会达尔文主义主张常常充当殖民掠夺的辩护词。
西方学术界也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从尼采开始，到胡塞尔的《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到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再到韦伯的《新教*与资本主义精神》，对西方文明的悲观情绪笼罩欧洲的思想界。德国学者胡塞尔指出，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人们以冷漠的态度避开了对真正的人性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德国学者斯宾格勒认为，“西方的没落”“将占据未来一千年中的前几个世纪，但其没落的征兆早已经预示出来，且今日就在我们周围可以感觉到”。德国学者韦伯揭示了西方文明“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更重要的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观进行了深刻反思。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用轴心时代学说，论证了古希腊、中国、希伯来、印度等人类文明的原生类型，塑造出不同文明的精神特质。英国学者汤因比分析了26种不同的文明类型，批评了自我中心、东方不变和直线进步等“三大错觉”，试图从文明的循环和衰落中谋求互鉴交融之道。汤因比说：“当文明兴起而又衰落，并在衰落中导致了另一个文明兴起的时候，有一些比它们更高级的有意义的事业可能一直在前进”。透过西方学术界对西方中心主义的反思，我们并不否认欧洲文明对人类文明的贡献，但从中也看到了欧洲中心主义的局限性，它不仅制造了文明的霸权，而且扼杀了人类文明未来的无限可能性。
马克思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批判
在文明研究的学术史上，马克思是一座绕不开的思想丰碑。尽管马克思并未专门进行文明研究，但其著作中关于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批判、意识形态批判等的重要学说，都为文明研究留下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深入思索了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文明系统的结构层次、文明发展的历史形态及其必然趋势，彻底摆脱了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今天的文明研究仍然没有偏离马克思的理论视域。
唯物史观揭示了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唯物史观把文明研究奠基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实现了文明观的彻底翻转：“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唯物史观不仅阐明了文明演进的一般逻辑，而且揭示了支配资本主义文明的特殊逻辑。所谓文明演进的一般逻辑，阐明的是人类文明普遍历史之前提，是适用于任何时代的一般性原则，而不是对现代文明的特殊说明。所谓支配资本主义文明的特殊逻辑，揭示的是从抽象的人类文明之一般规定上升到对现代文明的具体说明，通过资本逻辑来揭示现代文明的支配性原则。质言之，马克思对文明演进的内在逻辑的揭示，可以从人类历史之一般与资本逻辑批判两个层面来诠释。前者所指出的一般意义上的实践活动，构成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本质和动力，是适用于人类文明的一般性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后者所揭示的资本逻辑，是对现代文明加以特殊说明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逻辑塑造和规定了西方文明，其秘密在于对剩余价值的榨取，西方国家对亚非拉人民的殖民掠夺成为西方文明历史进程的特点。
马克思用一种复杂性理解诠释了文明系统的结构层次。马克思对现代文明持有一种复杂性理解，他从物质生产因素和精神文化因素的双重考量中反思文明系统的内在结构，而绝非是单一因素的考察，本源性地揭示了人类文明演进的机制。马克思肯定了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在人类文明系统中的基础性地位，并在此基础上给予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唯物主义的说明。在马克思关于文明系统的阐释框架中，物质生产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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