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先秦儒学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中，存在着大量的引诗叙事。按照先秦儒学的演变顺序，它们存在着一种递进上升的趋势，其中《论语》引诗5条，简帛文献《五行》引诗6条、《缁衣》引诗23条，至《孟子》引诗37条，《荀子》引诗多达83条。从形式上看，这些引诗叙事并非独立存在的经典文献形态，而是融入先秦儒学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之中；从义理上看，它们不是以纯粹概念的方式呈现义理，而是通过引用诗文展开和推论儒学观念。
从目前的哲学史与经学史研究来看，这些引诗叙事或因其义理方式不够“纯粹”，或因其文献形态不够“经典”，往往被一带而过，甚至被忽视乃至遗忘其思想价值。然而这些引诗叙事，并不是先秦儒学诸子随意而为的，不是可有可无的。引诗叙事发生于简帛书写材料非常贵重且占据主体的先秦时期，先秦儒学诸子在其思想世界中，如此频繁地、大量地引用诗文，若说他们随意而为，是不能令人信服的。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引诗叙事的大量出现，如何影响着先秦儒学的思想世界？与经典“儒学化”和儒学“经典化”进程有何关系？在先秦儒学的学派意识、思维进程、生成方式中有何作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合理判定“诗”在先秦儒学中的地位与作用，有助于推进对先秦儒学经典叙事与话语体系的研究。
引诗叙事与先秦儒学的学派意识
先秦诸子创立时期，儒学只是其中之一，如何确立和支撑儒学的学派地位，成为先秦儒学尤其是孔子之后儒学诸子着重考虑的问题。从周人的“王官之学”中寻求儒学学派的经典支撑，成为先秦儒学诸子的首选。
在周人的“王官之学”中，“诗”与“书”“礼”“乐”同样，都获得了“文明的经典”地位，成为周人政治活动与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春秋时代中晚期“礼坏乐崩”的加剧，“诗”的地位不仅没有下降，反而呈现逐步上升的趋势，从《左传》襄公、昭公年间引诗赋诗活动最为频繁可见一斑。与“礼”“乐”器物形态相比，“诗”是一种文本形态，其特点是简短方便、合辙押韵、意蕴无穷，便于教授和记忆，更易于大众化的传播与接受。“诗”与“书”虽然都是文本形态，但相比而言，“书”的语言更为抽象晦涩，“诰”“训”“誓”等话语方式更倾向于刚性和控制的力量形态，而“诗”则以真情实感、温文尔雅、委婉含蓄的话语方式呈现，更注重“审美的”“柔性的”力量形态。
在先秦儒学中出现大量引诗叙事，还有其学理上的依据。首先，先秦儒学确立自身的学派地位，需要“诗”这种经典力量的支撑。尽管其他先秦诸子及学派也存在引诗现象，但儒家引诗文献数量最多且呈现递进上升趋势，这与先秦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发展态势是同步的，这说明“诗”已经成为先秦儒学维护学派地位、取得思想话语权的一种重要路径。至战国晚期的荀子时代，引诗叙事不仅是荀子批评其他非儒家学派的经典依据，还成为批评儒学内部各种学派、维系儒学正统的经典力量。其次，先秦儒学在思想创造过程中，也需要“诗”这种经典力量的支撑。引诗叙事与先秦儒学其他叙事方式不同，是通过引用诗文的某篇某章某几句，激发诗文中的问题意识，阐发诗文的意义世界，诗文也由此融入先秦儒学的思想世界；诗文不再是周人的政治话语，引诗也不再是周人的政治活动，而是转换为先秦儒学的思想话语和思想活动，“诗”由周人“文明的经典”转换为先秦儒学“思想的经典”，此即“诗”这种经典“儒学化”的进路。最后，引诗叙事也推动了先秦儒学“经典化”的进程。在先秦儒学诗学传统中，“诗”不仅获得了“仁”的本质规定，而且引诗叙事触发了几乎先秦儒学所有的重要观念，《论语》中“诗”与“礼”、“诗”与“乐”、“诗”与“道”、“诗”与“孝”等，孔门后学简帛文献中“诗”与“慎独”、“诗”与“君道”等，《孟子》中“诗”与“仁”、“诗”与“孝”、“诗”与“仁政”、“诗”与“仁义”、“诗”与“民本”等，《荀子》中“诗”与“道”、“诗”与“儒”、“诗”与“君子”等。引诗叙事成为先秦儒学这一思想学派的经典规定性，成为支撑先秦儒学存续和传承的经典力量，“诗”确立了先秦儒学与众不同的哲学品位。
引诗叙事与先秦儒学的思维进程
纵观先秦儒学的引诗叙事，从引诗方式上大致可以分为四种，第一种是以“诗云（曰）”开头的方式，这种引诗方式在《论语》《郭店楚墓竹简·缁衣》《孟子》中较为普遍。第二种是以“诗曰（云）”开头，以“此之谓也”结尾的方式，这种方式在《荀子》中比较流行。第三种是引诗直接融入的方式，《郭店楚墓竹简·五行》中有2条采取这种引诗方式，“‘淑人君子，其仪一也。’能为一，然后能为君子，慎其独也”“‘瞻望弗及，泣涕如雨。’能差池其羽，然后能至哀，君子慎其独也”。第四种是以“此之谓也”结尾的方式，《郭店楚墓竹简·五行》中有3条采取这种引诗方式。第三种可以说是一种隐性的“诗云（曰）”引诗方式，第四种则是一种变相的“诗曰（云）”开头，“此之谓也”结尾的引诗方式。所以，先秦儒学的两种主要引诗方式，可分别以《孟子》与《荀子》为代表。
引诗叙事中不同的引诗方式，也体现出不同时期儒家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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