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东方红》这部在特定情况下产生的“音乐歌舞史诗”，原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电影评论家罗艺军有一些独到的看法：这部电影产生于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它采用歌舞的形式，把过去流行的歌曲串起来，属于电影中的一个特殊品种，应该说它在艺术上有一定的创新，而影片中的革命激情也有可取之处。
因为它是把一部成型的舞台剧搬上银幕，电影导演谈不上有什么了不起的创作，但它在镜头运用方面还算细致。这部电影的局限之处在于，它所反映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之间到底有多大的距离？
《东方红》诞生于“文革”前夕，这一点看似偶然，而实际上却恰是最富历史意味的一刻，它仿佛为“十七年”中国电影画上了一个意味深长、可堪回味的句号。
1964年正值新中国成立15周年，庆祝活动中需要一些重点节目。7月13日，周恩来受陈毅邀请到上海，观赏第五届“上海之春”开幕式演出过的音乐舞蹈剧《在*旗帜下高歌猛进》。看罢此剧，周恩来受到启发，下决心亲自抓一部大型舞蹈史诗作品。
周恩来一回到北京，马上找来周扬及文化部、总政文化部有关负责人谈了他的设想。周恩来表示：“我有这么一个想法，就是最好在15周年国庆，把我们革命的发展，从党的诞生起，通过艺术表演，逐步地表现出来……”一开始有人主张用音乐会的形式，后来周恩来建议是否能搞歌舞会，这样更贴近群众，更容易反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7月18日决意提出，7月底晚会开始启动，这意味着仅仅50天的时间就要弄出一台大型晚会。
关于大歌舞的名称问题，导演周巍峙建议用“东方红”，周恩来立即表示赞同。而且参考了国外的概念后又经过讨论研究决定，晚会还冠以了“音乐舞蹈史诗”的名称。
周恩来亲自在全国调兵遣将，动用了3000多人的大型阵容，聚集了当时最权威、最著名的作词、作曲家和歌唱家，综合歌曲、戏剧、舞蹈等多种艺术形式讲述了从帝国主义侵华，中国共产党成立，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抗战，到新中国成立的革命历程。
《东方红》在人民大会堂演出结束后，八一电影制片厂奉命同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一起承担拍摄该电影的任务。为此周恩来特意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了电影艺术家座谈会，讨论怎样把舞台演出搬到银幕上。“要让观众像坐在大会堂里看《东方红》演出一样”被当作拍这部电影的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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