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中国】
自1923年发掘水洞沟遗址开始，宁夏考古工作已近百年，是中国考古百年历程的缩影。经过几代宁夏考古人“上穷碧落下黄泉”的不懈努力，一系列重要的考古发现揭示了宁夏地区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
水洞沟遗址：见证史前东西交流
宁夏灵武市的水洞沟遗址处于东西方旧石器时代文化、文明重要的枢纽点上，是中国最早发现并进行了科学发掘的旧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被誉为“中国史前考古的发祥地”。自1923年法国古生物学家德日进、桑志华进行首次发掘起，水洞沟考古工作持续了近百年，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相同步，成为迄今为止我国在黄河上游地区唯一经过系统考古发掘与研究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在发现之后的100年中，经过中外考古学家6次正式发掘和持续的深入研究，认定这里是南北、东西文化交流和人群碰撞的要冲节点。水洞沟遗址以其特殊的文化内涵和与西方文化的密切关联，在世界、特别是东方史前人类和环境研究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重大影响，成为中国人类演化和旧石器文化研究、教学和科普的重要基地，也是国际史前研究的一颗璀璨明珠。构成遗址内涵的一些石制品、工具及石器制作修理技术，与欧洲、西亚、北非的莫斯特文化（最初发现于法国莫斯特，属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文化遗址，距今约7万～3.5万年）、奥瑞纳文化（最初发现于法国南部奥瑞纳克山洞，属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距今约3.6万～3万年）时期人类栖居地发现的同类石器的形制和打制工艺相一致。尤其是出土的大量勒瓦娄哇文化（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晚期文化，最初发现于法国巴黎郊区的勒瓦娄哇）石核，与欧洲的奥瑞纳文化发现的石核形制接近。这种地区相隔遥远、文化雷同的现象可能与古人追逐猎获猛犸象、披毛犀动物群有关。
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诉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水洞沟遗址的发掘，为我们勾勒出这样一番景象：
4万年前，一群身着各色兽皮的远古人顶着凛冽的西伯利亚寒风，艰难地跋涉在鄂尔多斯高原的旷野之上。他们是一支由男女老少组成的队伍，随身携带着狩猎的专用工具、武器，还有兽皮制作的帐篷和火种。当他们来到一处今天叫作水洞沟的地方时，映入眼帘的是一片湖水粼粼、草木苍翠。披毛犀、原始牛等喜温热的动物在湖边啃食青草，悠然自得。野驴、野马、马鹿、羚羊、野猪等在不远处的草原上奔跑穿梭，时不时还听到纳玛古象的嘶鸣。这里气候温暖湿润，很适合人类定居生活，正是他们长途奔波一直想要找寻的理想居住地！人们采掘周围植物的根茎、草籽、野果来果腹，围猎到湖边喝水的各类动物获取肉食，开始书写生活的新篇章。来，让我们去参加一次那里的篝火聚会吧。营地随处可见用兽皮做围挡的木骨墙房屋，一帮人正在用燧石刮削器剥去一头羚羊的毛皮，小孩子围着火塘磨制石器、骨器，妇女们则用磨盘、磨棒加工蒿草类植物。火塘中烈火熊熊，里面放置着大量精心挑选的石块，这些石块灼烧通红后被放进装有生肉和水的器具内。渐渐地，肉的香味开始在空气中弥漫。史前人类这就是用这种“石煮法”加工肉食。大家兴高采烈，载歌载舞，随身佩戴的鸵鸟蛋壳皮串珠装饰品随着舞姿摇曳，歌声响彻河谷。
斗转星移，又冷又干的西伯利亚寒风不断侵蚀鄂尔多斯高原，曾经的人类天堂——水洞沟已经无法适应人类的生存，先民们不得不收拾行装，再次踏上漫漫求生之路。他们在湖边原来生活时的场景、使用的大量石质工具、食用后弃置的动物骨头等，都被黄土逐渐掩埋。黄土沉积越来越厚，湖泊也被填满后消失。
1923年夏天，法国人德日进、桑志华经由天津来到鄂尔多斯高原的河套地区，开始了探索之旅。当他们的驼队风尘仆仆地来到明代长城脚下的张三小店时，发现了水洞沟遗址。他们非常激动，不敢相信在距离巴黎盆地8000多公里之遥的荒原上，竟然发现了具有西欧莫斯特文化、奥瑞纳文化技术风格的人类石制品。这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碰撞所迸发出的火花，是冰期猎人们为追逐兽群而长途跋涉的物证。之后法国的古生物学者布勒、步日耶对水洞沟遗址进行了初步研究，他们和德日进、桑志华一起成为第一批将旧石器考古学这门从欧洲兴起的学科介绍到中国来的西方科学家。
后来，由于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经年不断的联合考古研究，水洞沟遗址的文化面貌变得更加清晰。水洞沟不同于一般的考古遗址。它是一个东西文化交流中不断迸发出明亮火花的闪光点。从4万多年前旧石器时代猎人们之间的往来，到现代东西方科学家的共同工作，无不体现出东西文化的交流与碰撞。
历史时期：融合造就宁夏文明
考古构建的不仅仅是史前文明，即使是有文字记载以后的人类文明史，也需要通过考古工作来参考、印证、丰富和完善。
西周时期，宁夏南部处于周王朝的管辖范围。经考古发掘的宁夏彭阳姚河塬遗址，处于六盘山脉东侧，泾河水系支流红河流域，于2017年5月发现，并进行了历时5个年度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确认是目前西北地区首次发现的西周诸侯国都邑城址。
西周立国之初即已对西北地区“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对其西北边疆区域非常重视。姚河塬遗址的发现弥补了文献的缺失，使得人们第一次对周人西北边疆区域的经营管控模式有了清晰的认知。固原地区在《诗经》《史记》等文献记载中属于商周时期的大原，是戎人的大本营，这和考古发现也相契合。从姚河塬遗址出土的甲骨文记载来看，周人和戎人之间互相攻伐，战争不断，姚河塬是周王朝在西北地区的军事前哨基地，是周人重要的军事堡垒。该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对了解西周国家的政治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也为研究陇东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编年和社会复杂化进程提供了新视角。
春秋战国时期，宁夏南北地区普遍以北方系青铜文化人群为主，如宁夏北部的中宁倪丁村墓地、中卫狼窝子坑墓地，宁夏南部固原地区的杨郎墓地、于家庄墓地、王大户墓地等皆是典型的西戎人群的遗存。目前的考古工作仅发现墓葬，没有找到相关居住遗址，推测他们是不断移动的游牧人群。他们的日用器是以北方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为基础的用具，包括兵器、车马器、生产工具、装饰品和其他用品。另外，还有少部分受中原文化影响的青铜容器。这种青铜器所体现出的文化，无论在生活方式还是埋葬习俗方面都与中原文化有较大的区别。出土物中既有游牧民族的生产生活遗物，又有定居农业人群的遗物，表现出很强的游动性和文化上的交融。这些北方系青铜文化人群在秦长城南北两侧与战国秦人杂处，共同演绎出丰富多彩的文化。
秦统一六国后设三十六郡，宁夏全境属北地郡；汉初，匈奴势力壮大，占据中国西北地区，此时的宁夏地区为汉族、匈奴族和羌族所共居，汉王朝在此设置属国都尉来管控。同心县发现的倒墩子墓地、李家套子墓地，就是内迁的降汉南匈奴人群的墓地。魏晋南北朝时期，宁夏北部因羌族之乱，建制废除，形成汉、匈奴、鲜卑、羌、氐、羯、敕勒、柔然等众多部族错杂居住的复杂格局。
吴忠北魏墓印证了北魏薄骨律镇所在地人们的生活日常；固原北魏漆棺画墓，道教升天、佛教*、孝子图等丰富多元的漆棺画，显示出汉文化对鲜卑贵族的深刻影响；北周李贤夫妇墓出土了来自伊朗高原的萨珊玻璃器，以及属于萨珊时期巴克特里亚制品的鎏金银壶，反映出丝绸之路上的文明融合。
到了隋唐时期，突厥、敕勒、回鹘、吐蕃等部族活跃在该地。固原南塬隋唐墓地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先后发掘隋史射勿墓、唐史道洛夫妇墓等史氏家族墓葬6座，是在我国首次发现的唐代粟特人墓地。史籍中“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国人，是魏晋以来由乌兹别克沙内赫里夏勃兹地区东迁、后定居原州的粟特人。因此，该墓地的发掘及出土遗物，证实了原州与西域的密切关系，使我们在了解更多粟特人的生活习俗的同时，也扩展和延伸了丝路贸易、丝路文化、中西文化交流等丝绸之路的内涵。
人骨印证：融合形成多元一体
随着多学科考古日渐常态化，我们可以获取更多有价值的历史信息。比如，结合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再配合体质人类学的研究，我们可以勾勒出自新石器时代以来宁夏地区人群构成的大致轮廓：
新石器时代，宁夏人骨在形态和测量特征的比对分析上，表现出与现代蒙古种东亚（远东）支系较接近；姚河塬遗址人群构成复杂，有古中原类型，有古华北类型，也有古西北类型，多是先秦时期活跃在华北和陕晋北部、长城地带的古代人群；于家庄等北方系青铜文化人群与现代蒙古种的北亚支系类同，二者是互为平行存在的，推测是迁入的外来人口，迁入时间可能比春秋战国时代更早。
宁夏地区接近“古蒙古高原类型”早期游牧人群的后裔，历经交流与融合，繁衍生息至汉唐时期。汉代中原王朝持续迁移大批中原人群到西北地区屯垦戍边，使得宁夏地区开始出现大批“古中原类型”的古代居民。这些中原移民迅速与西北地区的土著居民或当地早期游牧人群的后裔相融合。“古西北类型”土著居民的后裔在此时早已不再单纯，他们或融于中原迁徙而来的“古中原类型”古代居民，或融于“古蒙古高原类型”古代居民的后裔。
隋唐时期具有欧罗巴人种特征的人群开始出现，如中卫常乐墓地的欧罗巴个体，是汉代降汉内迁匈奴人；以固原史氏家族墓地为代表的欧罗巴人群则是来自中亚的粟特人。多种体质类型的人群混杂交错，成为宁夏地区汉唐时期人群构成的显著特点。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历史上多次人群迁徙，导致了不同人群间持续的交流与融合。
宁夏考古工作是中国百年考古学的一个缩影，窥一斑可知全豹。一个世纪以来，考古人“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风餐露宿、宵衣旰食，不断用考古成果实证着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绵延不断”的特质。
（作者：马强，系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本文获宁夏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
责任编辑: 徐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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