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的诗性言说

《文心雕龙》是中国文论的经典著作，其思维结构和话语方式最富于民族特色——理性与诗性相结合。《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是由中国文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所决定的。英国学者爱德华·泰勒用“文化遗存”的观念来解释这种文化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它可能长期地影响到这些习俗或者技艺如涓涓细流，绵延不绝，从这一代继续传到下一代。它们像巨流一样，一旦为自己冲开一道河床，就成世纪地连续不断流下去。这就是文化的稳定性。”（《原始文化》）中国文化具有超强的延续性和稳定性，几千年来从未发生文化的断层，因而用“文化遗存”的观念来解释中国文化也最恰当。 中国文化极富诗性特质，《文心雕龙》承载着中国文化的诗性基因，无论在文化资源、思维方式等深层次上，还是在言说方式、话语范畴等表面层次上，都弥漫着浓厚的诗性智慧，主要体现在诗性之源、诗性文体和诗性言说这几个方面。 所谓“诗性之源”，《文心雕龙》的开篇《原道篇》，面对“河图”“洛书”这些“玉版金镂”“丹文绿牒”，刘勰自问自答地说：“谁其尸之？亦神理而已。”对于“人文之元”进行了玄理与诗意的拷问，认为极妙的“神理”主宰着天地之心、万物之文。他的回答空灵活泛，给我们无限遐想的空间。对于《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我们也要问一句：“诗性文心，你从哪里来？”《文心雕龙》的诗性智慧当然不是从天下掉下来的，它是千百年来中国古代先民们生产、生活经验的积淀，是中华文化自古就有的诗性禀赋的浸染，诸如阴阳五行、祖先崇拜和自然崇拜这些诗性文化因子继继绳绳、代代相传，被刘勰吸纳而化成文心文理。 所谓“诗性文体”，《文心雕龙》探讨的文体涉及范围很广，大至军国大事，如《祝盟篇》《封禅篇》《檄移篇》所涉及的文体，小至平常日用，如《书记篇》提到谱、籍、簿、录、方、术、占、式、律、令、法、制、符、契、券、疏、关、刺、解、牒、状、列、辞、谚等。可见，在刘勰心中，文学与生生不息的天地同在，与生机勃勃的大自然同在，与日新日日新的人文世界同在，天文、地文、人文抑或声文、形文、情文，归根结底都是“道之文”。在刘勰看来，文体无论所涉范围大小、地位轻重，每一种都根源于久远深广的文化积淀，都附着有生动鲜活的诗性文化气息。文体即文化，透过文体的生成、运用和文体特征分析，我们可以管窥其中蕴含的久远的诗性文化气息，可以领略到历代文人传承和发展诗性文化的生动景象。这里有诗、乐、舞不分的原生语境，有祭祀等原始宗教文化的印迹，有兵戎、铭刻记事、官府行政的早期形态，总之，透过刘勰“体大思精”的文体逻辑体系，我们可看到《文心雕龙》承载着民族文化的诗性光环。 所谓“诗性言说”，刘勰用生动的言辞曰：“丽句与深采并流，偶意共逸韵俱发。”（《文心雕龙·丽辞篇》）生动的言说不仅言辞要漂亮，而且生发出“意”和“韵”来。限于篇幅，本次讲座主要围绕《文心雕龙》的诗性言说展开。我们主要从文论的生命化、以水喻文、金玉之喻、五官体验性等几个方面来谈《文心雕龙》的诗性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