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各民族间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一种状态。笔者认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有3个层面。民族交往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是指民族与民族之间的互动与往来以及族际关系的协调，主要解决互通有无的基础问题，形式上包括民族群体之间的交往、民族成员个体之间的交往、民族之间的直接交往和间接交往。民族交流是民族交往程度的深化和内容的拓展，主要实现民族间互补互利的共生问题，主要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领域的交流。经济交流主要涉及经济上的联系、分工、商品交换，实质上是各种利益的实现关系。包括经济上的协作、相互依赖、互惠互利(正面意义)，压迫民族对被压迫民族的剥削、掠夺(负面意义)。政治交流在我国历史上主要包括不同民族的和亲、使节往来(正面)、民族之间的战争、冲突等(负面)等。文化交流主要是吸收它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并变成本民族文化新的组成部分。社会交流涉及婚姻家庭、人口等方面，比如民族间通婚就是民族交流发展的重要表现。民族交融是各民族经过长期的交往交流造成的稳定状态和过程，是民族交往交流的本质要求和最终结果。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一个整体，交往是形式、是基础，交流是内容、拓展，交融是本质、目的，3个层面层层递进、不可分割、不能替代，贯穿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民族关系始终。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的本质特征
我国是当今世界唯一一个历史从未中断的多民族统一国家，而维系这种持续性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在于各民族通过长期交往交流交融，形成了你中有我、你去我来而又各具个性的共同体。
我国56个民族都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产物。从严格的科学意义上讲，我国现代的以及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所有民族，其血统都不是纯而又纯的，都是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产生的。首先，汉族是融合众多民族演变而成。汉族的前身华夏族，是由夏、商、周三族融合而形成的。到了秦代，国家的统一加强了华夏族与内迁的蛮夷戎狄的融合。汉族形成于西汉，名称见于东汉。此后不断发展壮大并与其他民族融合，这种融合有的通过边疆少数民族内附与汉族杂居实现，有的通过少数民族政权推行“汉化”政策实现，有的通过战争方式实现。同时，汉族又像一座民族交融的大熔炉，以特有的包容性接受、融合其他民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并不断向四周辐射。
其次，今天我国的55个少数民族也是民族长期融合的结果。在东北地区，历史上出现过东胡族系、肃慎族系等几大族系。各族系先后出现乌桓、鲜卑、室韦、契丹、女真、满族等，成为东北少数民族的祖先。在西北地区，先后有鲜卑、氐、羌、匈奴、高车、突厥、西域胡人和汉人逐渐聚合形成吐谷浑、党项羌等，逐步演化为当今西北各主要少数民族。在南方地区，历史上有句吴、于越、东瓯、闽越、南越、西瓯、骆越、滇越等，一部分经过长期分化、聚合和演变，与今日壮侗语族的壮、傣、侗、布依、水、毛南、黎等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汉族与汉族之间、少数民族之间、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多源多流、源流交错的复杂关系，构成了中国历史上各民族间一种源远流长的血缘相亲，形成了你我共融的民族关系格局。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历史实践中，逐步形成了向心性、多层次性和主动性等特点，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向心性特点推动中华民族一体性形成。历史上我国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始终是围绕一个核心进行，就是在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以汉族群体为主体创造的中原文明。周边地区各族群倾慕中原、学习中原、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中原，接受主体民族的凝聚。就是在战场上战胜了中原军队，入主中原成了统治者，他们也主动接受汉文化的熏陶，吸收汉文化的营养来充实和改造自己。因此，中原地区群体数量像滚雪球一般地壮大，而且继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成分而日益壮大，奠定了以这个疆域内多个民族联合成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的基础，成为一个民族实体，这是中华民族的一体性。
多层次性特点促进中华民族多元性形成。我国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各少数民族发展水平和层次不同，接受中原文明的程度也各异。他们一方面吸收借鉴、发展壮大自己，另一方面坚持本民族特性，保持并强化民族自我意识，使自己民族“能以鲜明的个性树立于中国民族之林”，而不会“消融于汉族之中”，这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具有特殊作用。众多少数民族保持本民族特性，就保持了“多元一体”中的“多元”，没有“多元”或者说“多元”变成“一元”，中华民族也就不成其为中华民族了。
同时，一些少数民族统治者对民族地区依据不同民族、不同历史与文化背景，制定不同的政策与律令，既能真正把所有民族地区都置于中央管辖之下，达到巩固和发展“一体”的目的，又能充分调动各少数民族、各民族地区的积极性，达到共同缔造、振兴和发展中华民族的目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是中华民族自我完善发展的强大推力。从历史上看，我国各民族在交往中加深了解，在交流中取长补短，在交融中和谐共赢，在每一次深度的交往交流交融后，都会产生更加强大的、比原来的民族更加优秀的群体，其结果都是形成更加强大的政权和更大范围内的统一多民族国家。
一是经济的交流发展。驴、骡，小麦都是由少数民族经西亚传入中原的，玉米、高梁(也是由少数民族传入内地的，而游牧民族生活必需品则全部来自中原地区。中原的粮、丝、茶与游牧民族、渔猎民族的肉类、奶类、油类等产品，构成整个中华古代农业生产的基本产品。这种经济上相互补充，互相依存的兼容性，必然形成经济上的民族亲合力，由此而产生政治上的凝聚力。
二是科学文化的进步。普通话的形成和发展历经了辽南语、燕京语与通古斯语等语系的相互冲击、吸收和锤炼。汉字也吸收了不同民族文字和宗教文化的内容。各民族通过文化及科学上的相互交流和促进，共同推动了中华文化和科学的发展。
三是各族群众生活水平的提升。各民族的衣、食、住、行也都程度不同地相互吸收、相互促进。汉族的菜肴制作方法和以谷物为主的饮食结构，逐步被其他民族所接受。同样由周边民族地区传来的磨面技术、烧酒制作技术也被汉族充分利用并得到了发展，从而丰富了各自的饮食文化。中原地区的砖、瓦结构的建筑已被几乎所有的民族接受并付诸实施，而由少数民族传入中原的床、桌、椅等，又被各民族所喜爱并广泛使用。
新时期我国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特点与趋势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第一次在我国真正实现了各民族政治上的平等，消灭了民族剥削和压迫，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具备了根本的政治基础。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经济生活日趋活跃，各民族的共同利益越来越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共同性不断增强，各族群众通过相互交往、交流并逐步交融，这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主流，成为我国各族人民的迫切愿望和自觉行动。
一是民族交往空前广泛。我国各民族长期形成“大杂居、小聚居、交错杂居”，呈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即使在民族自治地方，也往往形成多个民族共同生活居住的局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这一特点更加明显。农、牧区人口向城市流动，西部民族地区向东部的“东行”流动，以及旅游、休闲为主的四面八方流动等，形式越来越多、数量越来越大。
二是民族交流空前深入。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完善，真正实现了各族群众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利益上的一致性，增加了各民族间共同因素，民族交流也就更加丰富多样。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民族间通婚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尤其是在城市中，不同民族通婚尤其是少数民族与汉族通婚日益增多。同时风俗习惯出现相容性趋势，各族群众在交往交流中，彼此了解、尊重和容纳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各民族之间不但没有出现民族之间的隔阂，反而民族之间的联系和交往日益加强。
三是民族交融空前深化。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民族消亡之日，就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完成之时。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时期既不是民族融合时期，也不是民族同化时期，民族交融的最大特点就是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党的民族政策确保了各民族在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既充分展示自己又能够充分发展自己。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和富裕程度的提高，各民族共同的东西越来越多，但各自特点并不会因此减弱。当前我国的民族交融就像一个大家庭，56个民族都是必不可少的成员，离开谁都不完整。每个成员都有共性特点，同时每个成员都有自己的个性特征，在大家庭里都能够充分彰显自己特点和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