垃圾分类

垃圾分类被称为“最难推广的一桩小事”。放眼望去，许多城市已与垃圾分类缠斗近20年，十八般武器都用上了，结局依然“难解难分”。究其原因，扔垃圾是举手之劳，让一户家庭分类也容易，而让全社会齐步走不容易。这离不开一套精细的社会治理体系。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场景：下楼倒垃圾，也想分个类，无奈小区没有分类桶。即使有，何为可回收物？何为不可回收物？标准一模糊，总让人手足无措。深思熟虑后，终于按自己朴素的理解分好了类，此时文明自豪感正涌上心头，但恰巧邻居来了，他我行我素，对所有垃圾一视同仁，不早不晚，集中*车也来了，你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分类成果被一股脑倒进了同一垃圾池，顿时就泄气了。 所以说，垃圾分类是一个涉及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全程分类体系，没有一个环节可缺失。“推行垃圾分类，关键是要加强科学管理、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习惯养成。”从前端看，无论是因观念还是设施，垃圾分类“认可度高、践行度低”；从后端看，许多城市的倡议到位了，但无论人力还是财力，依然存在多方缺位。所以，垃圾分类需要前后端的配合，更是社会文明水位与社会治理能力的一次竞赛。听“垃圾分类”的倡议多了，我们容易忽略两个根本性的命题：为什么要分类？以及，为何每个人都要参与其中？这归根到底是对社会成本思考后的选择。垃圾并非天然需要分类的。在很长一个时期内，世上并没什么垃圾。父辈们都说他们小时候，饭都吃不饱，厨余垃圾不存在的；塑料制品太稀罕了，白色垃圾不存在的。如果垃圾量不大，填埋成本最低，大自然鬼斧神工，也可以降解。问题就在于，垃圾越来越多，“垃圾围城”频频见诸报端，分解远远跟不上生产，垃圾挤压到了正常的生活。而垃圾分类，是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重要措施。有分类，才能更好分解。只有分好类的垃圾，才能变成资源，才能为地球减负。当然，分类越细，边际成本也会越高。邻国日本以垃圾分类严苛出名，但也正面临因垃圾分类过细，人力成本与物流成本太高的问题，这其实从反面说明了分类的成本。第二个问题就是垃圾分类为何需要每个人承担。若沿着经济学家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的分析思路可以知道，我们到底有“不分类的权利”，还是有“必须分类的义务”，并非既定的，它是全社会基于成本作出的制度性选择。我们甚至可以轻松举出一个反例。走在大街上，大家或多或少都在踩脏地面，但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规定行人要自带抹布擦完地面、恢复原状后才能前行。因为这样不划算。因此，法律将踩脏街道的权利配置给了行人，人们只是被要求支付税金购买公共服务。这样的权利配置，显然节约了更多人的时间，创造了更多社会价值，显得更有效率。 但为什么到处理垃圾这件事上，却需要将分类责任分配每个个体？这其实反映出：随着垃圾产量加大，土地、人力成本提升，整个社会末端处理垃圾的成本正在急剧上升，大家越来越享受不起前端“不分类的权利”了。仅举其中一环节，就可见其昂贵。在浙江杭州的一些小区，引入了专业的第三方公司进行垃圾分类，算下来每户每年要花500元以上，这还没有算上垃圾处理的后续成本，这对富裕地方的财政也称得上高昂。如果后端处理效率低、成本高，而代价最终还是转嫁到每个纳税者，那么从全社会降成本的角度看，将垃圾分类责任配置给每个垃圾生产者，也就不难理解。 当然，更重要的是，让公众参与垃圾分类，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上的合算，更会在理念上产生长远影响。参与，是最好的教育。一个人若每天参与到分类，注意着“计量收费、分类计价”，那大概率也会支持“光盘行动”，选择“不过度包装”，这会大大助推全社会垃圾的减量化；而如果说一个孩子在幼儿园的开学第一课，就是垃圾的干湿分离，那么我们又怎会担心垃圾分类无从开始又无疾而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