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已有传说：
公元前110年，汉武帝派军灭了闽越国，并诏令将闽越民举迁江淮之间，以虚其地。当地官员将武夷茶献给汉武帝，武夷茶纳贡从汉武帝开始。但史志中未见汉代武夷山产茶记载。
考古发现：
城村汉城遗址数以万计的陶器里，有大量茶具—茶壶、茶杯，证实汉代闽越国先
唐代的武夷山已颇有名气，唐玄宗于784年诏封武夷山为“名山大川”道教将武夷山列为“三十六洞天”之第十六升真元化洞天，佛教寺庙也大兴，武夷山名声日高，据林祥瑞、刘祖陛《福建简史》记载：“唐代福建的土特产就是山区的茶和沿海的盐”。武夷山茶自然包含在内，例证有：⑴唐孙樵的《送茶与焦刑部书》，写到送武夷茶—晚甘候;⑵唐徐寅《尚书惠蜡面茶》(系福建最早的茶诗，已1100多年)写到唐时武夷茶采制的时间、礼祭、制作、运输、煮饮和受赠者的感激之情。
宋代处于兴盛
▲宋 刘松年《撵茶图》局部
宋代武夷茶处于兴盛时期，主要制作龙团凤饼茶，非常精致。
⑴武夷茶是建茶的重要组成部分，北苑上贡团茶中包括武夷茶，如苏轼《荔枝叹》“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清董天工《御茶园旧贡茶有感》诗，宋范仲淹《和章岷从事斗茶歌》中都有记载。
⑵斗茶盛行，成纳贡选品和游艺项目。
⑶武夷茶与儒、道产生了密切联系，朱熹、白玉蟾等，种茶、饮茶、写茶，都留下了许多诗词和美丽传说。
元代被钦定为贡品：
元世祖忽必烈喝到大臣高兴(福建路招讨使行右副都元帅)献送的武夷茶“石乳”，备加赏识，于至元十九年(1282年)由当地官员承办贡茶，高兴曾几次亲入武夷山，监制贡茶。元大德五年(1301年)，由高兴之子高久住任福建省邵武路总管，奉命到武夷山监制贡茶，并在九曲溪之四曲南畔建皇家御茶园，制作贡茶，当时园中场工250户，采制贡茶360斤，龙凤茶5000饼以入贡，后又逐增，到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增至960斤。贡额年年加，茶农苦不堪言，出现茶园抛荒、茶产下降。现今四曲北岸题诗岩还保留3块铭记当地官员建园和监制岩茶的摩崖石刻。
具有浓厚民俗色彩的“喊山”仪式就兴其时的武夷山。在御茶园东边筑喊山台，每年惊蛰日，崇安县令率领御茶园官员、场工前往行祭，供置三牲、点香燃炮、宣读祭文，读完后顶礼膜拜、击鼓鸣金、率众人高呼“茶发芽!茶发芽!……”据说祭拜呼喊后，通仙井井水会慢慢升高，系神力所为，传得玄乎。
明代改制炒青绿茶
朱元璋诏令“罢龙团，改制散茶”。
武夷茶由蒸春团饼茶逐渐改为晒青、蒸青散茶制法，后期改进为炒青绿茶。提高了武夷茶的产量和质量，陈椽认为“炒青绿茶的发展，可说是制茶工业领域的大革命”。促进了武夷茶的发展。明徐火勃在其《茶考》中记载：“环九曲之内，不下数百家，皆以种茶为业，岁所产数十万斤。水浮陆转，鬻之四方，而武夷之名甲于海内矣。”
明万历三十五年，荷兰商船来澳门购运绿茶转运至欧洲，其中主要是武夷茶，开了武夷茶外销先河。
清代初年乌龙茶制作工艺形成：
▲清 薛怀 《山窗洪供》
清代初年是武夷茶大发展的时代
⑴武夷茶由绿茶发展到乌龙茶—武夷岩茶。清初崇安县令殷应寅曾招安徽黄山僧制松萝茶(发了酵的炒青绿茶)在反复摸索改进的基础上，于康熙后期率先形成了岩茶(乌龙茶)的制作工艺，产制武夷岩茶。
⑵创制了小种红茶：
红茶发源地—武夷山星村桐木关：
当地山高林密、雨多雾浓、湿度大、春季多雨少阳，制茶无法用日光晒青，大多靠室内松柴烘青，炒揉后的茶叶又是用松柴烘烤，茶中有松烟味，称正山小种红茶(烟小种)。
关于红茶起源时间，曾有四种不同说法：①明代中期;②明代末期;③清中期;④19世纪中期等四种说法，多数说法是在清代。
⑶创制了龙须茶：
以武夷山八角亭所产最佳，清末民初，主要运输美国旧金山及新加坡一带，深受海外侨胞欢迎。
⑷茶品、茶种及其生产制作技术迅速向外流传，武夷茶名扬中外，并带动了周边地区茶业的发展。
民国期间成为全国茶业研究中心
战乱影响，茶叶销路不畅，产量下降，1914年茶销量仍达45万斤，到1948年仅13000斤(其中正山小种红茶3000斤)1938年福建茶叶改良场迁到崇安县;1942年在崇安兴建“中央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武夷山成了全国茶叶研究中心。许多著名的茶叶界前辈，如吴觉农、张天福、王泽农等都曾在研究所工作过。他们在武夷山开茶园搞试验，取得许多成果，如试制成功“九一八”揉茶机、林馥泉在此期间撰写的《武夷茶叶之生产制造及运销》一书等，为茶业发展作出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的崛起和恢复：
新中国成立至今，武夷茶经历了从恢复发展到现在的快速崛起发展阶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扩大，武夷茶文化也随之得以提升发展。
近几年来，武夷山市委、市政府已为之制定了一系列发展规划、措施，决心在质量、品牌上下大工夫，进一步发展武夷茶，弘扬武夷茶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