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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资源配置由市场起基础性作用向起决定性作用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机制保障。过去，我们强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显然，政府这只“有形之手”可以具有更多的经济职能和管理权限。
习*总书记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以新常态来判断当前中国经济的特征，并将之上升到战略高度，表明中央对当前中国经济增长阶段变化规律的认识更加深刻，正在对宏观政策的选择、行业企业的转型升级产生方向性、决定性的重大影响。
五是经济福祉由非均衡型向包容共享型转换。这是经济新常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近年来，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城乡收入差距缩小态势开始显现，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有所提高，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取得新的进展。此外，随着“一带一路”长江经济带等区域战略的提出，我国的区域增长格局与协调发展也在发生重大而可喜的变化。新常态下，经济福祉逐步走向包容共享型将是长期趋势。
发展新常态将成为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的总方针。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长更趋平稳，增长动力更为多元，发展前景更加稳定的趋势。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8]这种战略性概括引领新预期、凝聚新共识，引导国内外更理性务实地看待中国经济，为世界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吃下定心丸，为中国在下一步全球发展中做出更大贡献描绘出了美好愿景，激励国民以新状态投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创举中。
新常态之“新”，意味着不同以往；新常态之“常”，意味着相对稳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速度适宜、结构优化、社会和谐；转入新常态，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的条件和环境已经或即将发生诸多重大转变，经济增长将与过去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度基本告别，与传统的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粗放增长模式基本告别。
因此，新常态绝不只是增速降了几个百分点，转向“新常态”也不会只是一年两年的调整。认识不到新常态下的新趋势、新特征、新动力，不仅难以适应新常态，更难以把握经济工作的主动权。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2014以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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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助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全球经济失衡是世界经济发展的痼疾，其中中美两国的贸易与金融失衡又是全球失衡的核心。这种失衡结构虽然使中美两国获得了某些利益，维持了中国三高模式(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和美国高消费结构，但积累的矛盾也对世界经济长期发展造成巨大威胁。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就此密切相关。金融危机后，奥巴马政府提出再工业化战略，美国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改变。此时，中国提出了新常态战略，改变过去实行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低消费的模式，强调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为基础，保持经济适度增长。这与美国提高储蓄好投资的战略相呼应，有助于中美两国经济失衡的调整，使世界经济摆脱过去的失衡结构，走上一条更为均衡的发展道路。
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经济新常态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经济新常态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人为降低增长速度将导致“滞涨”的严重后果。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助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并以此带动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传统世界经济结构下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经济新常态战要求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大调整，客观上需要相关产业的国际转移，其对象也只能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这无疑将带动相关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大大有利于其经济起飞。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发展，如同我国国内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作用一样，无疑也将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助于形成新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国际经济循环。新常态的特点之一是企业大规模走出去。我国以及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合作已经和正在建立一系列国际合作机构与机制，如金砖国家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及RCEP、WTAAP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协议等等。通过这些机构与机制，将以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为核心，形成代表新兴经济体新的国际经济力量，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以IMF、世行、亚行为代表的传统势力和权力中枢相平衡和互补，以此推进世界经济治理结构的改革，并形成以我国为中心的、以新型南南合作为载体的新的国际经济循环，改变过去一家独大的中心-外围循环，推进世界经济双轮驱动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