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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常态的第一个特征就是由经济增速由过去的高速增长或者是超高速增长，转向了一个中高速增长，这个中高速2020年以前底线就是6.5%。实际上增速回落是一种经济规律，世界经济史的研究表明：当一个国家或地区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后，都会出现增速“换挡”现象：1950年—1972年期间，日本GDP年均增速为9.7%，1973年—1990年期间回落至4.26%，1991年—2012年期间更是降至0.86%；1961年—1996年期间，韩国GDP年均增速为8.02%，1997年—2012年期间仅为4.07%；1952年—1994年期间，我国台湾地区GDP年均增长8.62%，1995年—2013年期间下调至4.15%。
中国经济现在确实面临着一些下行压力，但是我们有能力稳定在一个合理区间，稳定在“中高速”不能叫下滑。也有的说，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中国的产能过剩，我们认为，产能过剩不是新常态，产生过剩是旧常态，我们通过改革创新调结构来实现新经济的增长，所以不能把产能过剩作为新常态。
新的制度条件的集中体现，就是确定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关键作用以及依法治国的定鼎作用。三者内洽地结合在一起，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整内容。强调市场与政府各安其位、各司其责、分工配合、协调共进，是建设现代市场经济的要义；强调依法治国，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道路，是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保障。
从投资需求看，经历了30多年高强度大规模开发建设后，传统产业相对饱和，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一些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商业模式的投资机会大量涌现，对创新投融资方式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善于把握投资方向，消除投资障碍，使投资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关键作用。
之前的高速增长，来源于大批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利用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大举进行公共投资和人为压低各类要素成本等因素。一言蔽之，增长主要来自于要素积累的贡献。当然，一切离不开我们高额的储蓄率为大规模建设提供的融资。 但现在，国际需求疲软，人口红利时代结束，刺激政策广受诟病，人力成本在大幅上升，承担国际制造业低端分工层级的也逐渐向东南亚（越南），非洲转移。中国速度的光芒在逐渐丧失。这时候，经济减速便难以避免了。
新的思想方法的集中表现，就是强烈的问题意识。以重大问题为导向，抓住关键问题深入研究思考，着力推动解决我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问题，是新常态下普遍适用的方法论。强调问题意识、坚持问题导向，其哲学的意蕴，就是承认矛盾的普遍性、客观性，就是要善于把认识和化解矛盾作为打开工作局面的突破口。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就是这种以问题为导向来部署中国改革发展路线图和时间表的经典范例。
经济新常态不是不需要GDP，而是不需要GDP增长方式；不是不需要增长，而是把GDP增长放在发展模式中定位，使GDP增长成为再生型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模式的组成部分。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增长速度越高越好，属于发展范畴、能够促进发展的可持续的高速增长是经济新常态的追求目标。把减速和高效划等号、高速和低效划等号、GDP高速增长和经济过热划等号，把经济新常态定义为减速增效、增长速度降温是错误的；人为降低增长速度将导致“滞涨”的严重后果。
“新常态”下的中国经济发展动力正从全新的四个方面次第展开：“中国制造”渐渐向“中国智造”的差异化服务业延伸；中国企业走出去，争取海外市场的投资红利；形成淘汰落后产能培育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通过政府的“不缺位、不越位、不错位”，实现中国经济的再平衡。
对整个中国提出一个很大的问题，适应新常态、认识新常态，把握新常态，才能引领新常态。总之，我们要深刻认识新常态，积极适应新常态，立足于新的经济发展阶段，保持战略定力，全面深化改革，推动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新的工作理念集中体现在锲而不舍的钉子精神上。它强调的是敢于担当的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攻坚克难的力量、以及“一分部署，九分落实”的辩证法。应当看到，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也曾提出过很好的发展目标，但是，由于缺乏“钉钉子”精神，实践中却未能有效地将它们落实。换言之，在历史上，我们曾因缺乏有效的工作方法，致使美好的目标落空。相比而言，新常态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我们正锲而不舍地将过去和现在确定的一系列宏伟目标稳步付诸实践。
2014年11月9日，习*主席在APEC工商领导人峰会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对中国经济新常态进行了全面阐述和解读。他指出，中国能否抓住新的机遇，应对新常态下的各种挑战和风险，关键在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这是继今年5月，习*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概念之后，时隔半年，高层对新常态的全面解读，对于各界正确理解和把握新常态的内涵，新常态下中国经济面临的机遇、挑战及如何在战略上应对，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14年5月，习*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新一代中央领导首次以新常态描述新周期中的中国经济。
2014年的中国经济，已经全面展示出新常态的多维特征。这些特征通过三个维度展现在世人面前：一是数量、规模维度，如经济增长速度、物价水平、财政收支、货币供求、国际收支等经济运行的数量侧面，均如期而下；二是经济运行结构、效益和质量维度，诸如劳动生产率、三次产业结构、各种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数据的变化等反映经济运行的质量和效益指标，正稳步改善；三是改革的进展和增长动力的转换维度，诸如商事制度、财税体制、金融制度、国企国资、投资融资、企业组织结构、商业模式、产品结构等经济运行体制机制正在发生变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态势初步形成，一些新的增长点破茧而出，新的增长动力正在形成之中。如此等等的实践成果虽然只“小荷才露尖尖角”，但已隐然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这样三个维度，正对应着新常态下经济运行“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化”的三大特征。
经济新常态就是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经济新常态是强调“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
旧动能不能丢，传统产业改造提升、焕发生机，也是新动能。并不是说传统产业就是落后产能，就要被淘汰，这个在认识上要有突破。一味追求发展新兴产业而忽略传统产业，未免失之偏颇。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提到，大力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深入实施《中国制造2025》。通过信息技术对工业进行改造、提升，将激发工业制造业新动能，使传统产业焕发新活力。
为了实现调结构稳增长的目标，政府实行常态化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必要的，不能把我国政府积极的财政政策混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周期性的"刺激经济"。根据再生经济学原理，无直接经济效益的长期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有直接经济效益的中短期基本建设投资，基本建设投资永远优先于生产资料生产投资，生产资料生产投资永远优先于消费资料生产投资。
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新常态也伴随着新问题、新矛盾，一些潜在风险渐渐浮出水面。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 全面深化改革的力度。我在去年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过，中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我们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向积存多年的顽疾开刀。
今年前三个季度，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了7.4%，各项主要经济指标处于合理区间。当前中国经济保持稳定发展态势，城镇就业持续增加，居民收入、企业效益、财政收入平稳增长。更重要的是结构调整出现积极变化，服务业增长势头显著，内需不断地扩大。
经济增长速度由高速降至中高速，当然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主要特征之一。不过，如果我们被减速“一叶障目”，看不到其背后发生的质量和效益的提高，便难以全面理解中国经济的新常态。我们已反复指出，在中国，新常态标志着中国经济迈上了新的台阶：意味着我们对投资驱动和出口驱动增长方式的摆脱，意味着对质量、效益、创新、生态文明和可持续发展的追求。简言之，新常态意味着中国经济“浴火重生”。
经济新常态是调结构稳增长的经济，而不是总量经济;着眼于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及在对称态基础上的可持续发展，而不仅仅是GDP、人均GDP增长与经济规模最大化。经济新常态就是用增长促发展，用发展促增长。中国经济新常态就是经济结构的对称态，在经济结构对称态基础上的经济可持续发展，包括经济可持续稳增长。
习*指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呈现速度变化、结构优化、动力转换三大特点。适应新常态、把握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要深刻认识我国经济发展新特点新要求，着力解决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
从出口和国际收支看，国际金融危机发生前国际市场空间扩张很快，出口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动能，全球总需求不振，我国低成本比较优势也发生了转化，同时我国出口竞争优势依然存在，高水平引进来、大规模走出去正在同步发生，必须加紧培育新的比较优势，使出口继续对经济发展发挥支撑作用。
从生产能力和产业组织方式看，过去供给不足是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主要矛盾，2014年传统产业供给能力大幅超出需求，产业结构必须优化升级，企业兼并重组、生产相对集中不可避免，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显，生产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