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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的转换,表面上上看增长速度的放缓,其实质是宏观经济背景下经济结构重大调整和发展环境深刻变化的必然结果。
从资源环境约束看,过去能源资源和生态环境空间相对较大,2014以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必须顺应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期待,推动形成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新方式。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们将坚定不移把改革事业推向深入。”习*在演讲中坚定地表态。他强调,中国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激发市场蕴藏的活力,就要为创新拓宽道路,就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就要增进人民福祉、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观察家认为,习*的“新常态论”可能有远超出经济的更全面深刻的意涵。中共知名的理论家施芝鸿不久前在《人民日报》上撰文说,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全面深化改革、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战略,以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方面,中国领导人已经营造了“十个新常态”。“在当下中国,新常态已大量出现,今后还将持续涌现。”施芝鸿说。(记者吴济海、蒋旭峰对本文有贡献)
从经济风险积累和化解看,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风险总体可控,但化解以高杠杆和泡沫化为主要特征的各类风险将持续一段时间,必须标本兼治、对症下药,建立健全化解各类风险的体制机制。
“习*在APEC这一国际场合讲述‘新常态’,既彰显了中国经济基本面的积极变化,也揭示中国决策层直面失衡调整困难的决心,对中国经济形势特点给出一种合规律的解释。”卢锋说,“这可以引领预期、凝聚共识,引导海外人士更理性务实地看待中国经济,给世界经济吃下定心丸。”
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的相对价格高低,是制动世界经济长期波动的杠杆,其中,粮食和原料等初级产品的相对丰裕和匮乏,以及由其引致的价格暴涨暴跌,是长期波动的主导因素。
这四个过程分别对应经济长周期运行的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其中,复苏和繁荣一起构成长周期的上升阶段,衰退和萧条则共同构成长周期的下降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