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9月25日，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落成启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来贺信，向参加研制和建设的广大科技工作者、工程技术人员、建设者表示热烈祝贺和诚挚问候。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被誉为“中国天眼”，是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它的落成启用，对我国在科学前沿实现重大原创突破、加快创新驱动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此，“中国天眼”成为中国老百姓叫起来朗朗上口、充满自豪感的名字。
一
2021年3月31日，“中国天眼”正式对全球科学界开放。
它是世界最大单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它首次发现脉冲星是在2017年8月22日，那时候南仁东正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里。
而截至2021年3月29日，通过“中国天眼”，我国已发现300余颗脉冲星。
为什么特别说到脉冲星？
“脉冲星就像宇宙中的灯塔。由于它精准的规律性，脉冲星还被认为是宇宙中最精确的时钟。”南仁东曾这样说。
想象一下，就像你在大海上看到灯塔上的航标灯，航标灯不断地旋转着，一明一灭。脉冲星自转时发出的光，就像灯塔的光束不断地扫过太空。当它的光束直射到地球时，就是用射电望远镜能探测到的脉冲星信号。
再想象一下，人类进行深空探测、星际航行，如果飞往火星，或飞出太阳系，甚至飞出银河系，那是无法用地球上的定位系统去导航的。如果确知分散在宇宙中的很多脉冲星的位置，就可以通过它们来定位和导航。同理，当人类发射飞船去火星或更遥远的地方，在行程中发回脉冲信号，“中国天眼”就能接收到它的信号，并判断它的位置。
“中国天眼”的功能远不只是寻找脉冲星。按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权威说法，“中国天眼”的设计综合体现了我国高技术创新能力。它将在基础研究众多领域，例如在宇宙大尺度物理学、物质深层次结构和规律等方向，提供发现和突破的机遇；它还将推动众多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提高原始创新能力、集成创新能力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能力。
在20世纪结束的时候，中国最大的射电望远镜口径只有25米。相比美国350米口径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差距巨大。时隔16年，“中国天眼”，这个500米口径的球面射电望远镜横空出世，一举挺进到人类探测宇宙奥秘的最前沿。那么，它是怎样出现的？
南仁东就是“中国天眼”的原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2018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授予南仁东改革先锋称号。2019年9月17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主席令，授予南仁东“人民科学家”国家荣誉称号。同年9月，坐落在贵州的“中国天眼”基地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也是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
二
吉林省东辽河上游的辽源，是南仁东的家乡。1945年2月19日，南仁东在这里出生。
少年南仁东爱看“小人书”，口袋里有几分钱就会到出租连环画的书摊去。有时口袋没钱，摊主也让他免费看。一个人小时候对“不知道的事物”充满兴趣，眼界和情怀都会在阅读中悄悄地生长。
南仁东读书成绩不错，但直到上了初中，也只是不错，并不很突出。有位名叫赵振声的老师观察南仁东，认为这个学生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应该出类拔萃呀！一个星期天，赵振声把南仁东叫到家里“谈了一天”。谈什么？就是鼓励南仁东将来为国家做贡献。南仁东考上大学后，曾特地去看望赵老师。他一生都感激赵老师在他15岁的那个星期天，打开了他的人生之志。
人生之志！这是中华文化弦歌不辍的精神瑰宝。“古之立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心中有没有志，学习是不一样的。18岁那年，南仁东参加高考，以吉林省理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录取。
1968年初冬，大学毕业的南仁东被分配到吉林通化无线电厂。这是个1966年新建的小厂，总共不到150人。这个普通的工厂，成为南仁东一生中至关重要的另一所大学——社会实践大学。
起初，厂里安排他去包装车间。他去车间里转一下就出来找厂长“理论”，要求换工种。厂长把他改分到无线电组装车间去做“小金工”。金工是各种金属加工工作的总称，包括车、铣、刨、磨、钻等工艺。南仁东喜欢小金工。可是，他很快就体验到“连车个简单的小零件也连连出废品”的尴尬。正是这尴尬，使他认识到什么是“一丝不苟”“严丝合缝”，并重新认识“工人”二字的含义。
1969年厂里接上级任务，要研发便携式小型收音机。南仁东入选厂科研小组。这是厂里以前没干过的事，怎么攻克这难题？厂里号召大家向大庆油田学习。学着学着，他被王进喜的话打动了：“这困难，那困难，国家缺油是最大的困难。这矛盾，那矛盾，国家建设等油用是最主要的矛盾。”
“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那时工厂操场的墙上、车间里、食堂里都贴着王进喜这句话。那时关心工厂研发收音机的不只是科研小组成员，而是全厂职工包括家属。南仁东感到有一个巨大的群体在鼓舞着研发。
他边学边干，把大脑里的知识去生产线上对号入座，把理论上的难题去与机器的实际运转磨合，他很快成为研制小组的骨干。24岁的南仁东和技术员、工人们一同研发的收音机终于成功了。工厂里一片欢呼，大喇叭里播放着他们研发的收音机收到的歌声：“雄伟的天安门，壮丽的广场……”
他们研发的“向阳牌”收音机走俏全国，成为著名品牌。这是南仁东第一次参加一项科研新产品的设计研制，第一次实现了把知识变成技术，把技术变成产品，进而变成商品，进入千家万户的过程。这个经历对南仁东非常重要。
他在通化无线电厂“学工”10年，经历了研制便携式收音机、电视发射机和小型智能计算器的全过程。今天通化厂的老干部、老工人对南仁东的评价是：他车、钳、铆、电、焊样样都会，样样都精，设计、制图也很专业。
“我是个战术型的老工人。”南仁东这句话里有他对自己青年时代工厂生活的回忆，有他同工友们的友谊……那种在车间里铺开图纸，一边端着饭盒吃饭，一边讨论技术问题；那种日夜加班，没有加班费，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叫累；那种大热天吃完饭，用手抹一把脸上的汗，接着干的生活是快乐的。
南仁东初进厂不愿去包装车间，后来他却主动去包装车间“补课”，还去锅炉房干活。他还琢磨统筹谋划、分工协作，了解从原材料进厂到出成品，中间有多少工序。这已不只是技术，连科研带生产，包括设计、绘图、论证、材料准备、购置新设备、设备维修、计划调度、人员配置、成本核算……他全部去了解去实践。他为什么这样做？
什么叫总工程师？哪一块都拿得起来，权威性就有了，协调能力就有了。多年后，南仁东成为“中国天眼”的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通化无线电厂是他成长的摇篮。
1978年，南仁东被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录取为天体物理专业研究生。“告别那天，很多人掉泪了。”如果没有经历过那段岁月，也许不容易理解这告别中的深情。他的青年时代，党和国家号召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科学实验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南仁东做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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