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中国

四运动狂飙般的呐喊声早已散去，五四运动精神却一直沉浸在中华民族奋斗的血脉里。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我们回望那段历史，重温10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加深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可以更好推动新时代中国青年继承五四精神，担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 一 *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指出，100年前爆发的五四运动，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五四运动对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具有深远影响。 为什么会爆发五四运动呢？说白了，就是为着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这一运动所带来的影响和效应，确是震天撼地、彪炳史册的。五四运动的功绩，倘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开启并推动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到了新阶段。“五四运动是在当时世界革命号召之下,是在俄国革命号召之下,是在列宁号召之下发生的。五四运动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期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它的弱点，就在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农民参加。但发展到六三运动时，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伟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9-700页） 五四运动之所以能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革新运动，同它是中国反帝反封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一种新表现形式是密不可分的。那个时期，由于新的社会力量的生长和发展，致使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出现了由工人阶级、学生群众和新兴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一个庞大阵营。尤其是十月革命后涌现出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运动中的“关键少数”，成为运动中实际的发起者、鼓动者和组织者。数十万首先觉醒的爱国青年学生，英勇地站在运动的前头呼喊与抗争，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和“带头作用”。（同上书，第565页）觉悟了的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第一次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赢得斗争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如果我们再联系到“五四运动是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又准备了五卅运动和北伐战争”（同上书，第700页）的论断，联系到“建立中国共产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推进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五四运动以来我国发生的三大历史性事件，是近代以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三大里程碑”（*：《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18年第24期）的论断，那么，我们就有理由在反观和比较五四运动与以往革命不同之处的时候，在深入梳理五四运动精神脉络的时候，充分认识到五四运动的确是比先前的所有革命都大大地前进了一步，充分认识到五四运动与其后百年间的重大历史性事件都是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的。 二 那么，应该怎么看待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关键是要看它给中国现代思想史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五四运动从形式上看是学生的爱国运动，但从整个社会背景和社会发展状况来说，它的作用和影响却远远不止于此。五四运动波及中国思想文化选择、政治发展方向、社会经济潮流、*道德教育等多个领域，尤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所起的作用是极为突出的。 五四精神的基本核心是爱国主义。五四运动所体现的爱国主义精神，既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精神的生动体现，也是注入了新的世界观因素的结果。“振兴中华”的口号，是孙中山先生于1894年在《兴中会宣言》中最早提出来的。从那以后，大多数爱国志士无不以此为终生奋斗的目标。可以说，中国自此之后的一切革命斗争，无一不是为了振兴中华民族；所取得的一切进步和成就，无一不是受它的催动和鼓舞。站在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把五四精神概括为三点，即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怀，无私奉献的社会责任感，以及追寻时代潮流的科学民主精神。 五四精神的形成以及它所以能够带来破天荒的变化和巨大影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最重要、最根本的原因，就是由于五四运动的开展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敞开了大门，从而为改变中国近代历史的航向与航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这一点，是决定五四运动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树立开先河的地位、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上竖起“现代”的明确界标的根源。 众所周知，自从国门洞开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不断地向西方学习，追求进步，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可是，无论是甲午中日战争还是戊戌维新变法，无论是义和团运动还是辛亥革命，都没能拯救中华民族于水火，中国仍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境地。究其原因，归根结底是前面这些运动都没有跨越旧思想的藩篱，都没有先进世界观的指导，因之，彻底地进行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是不可能的。 五四运动就不同了。早在“五四”前夜，李大钊就第一个在中国的大地上举起了马克思主义大旗，撰写了《庶民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多篇振聋发聩的文章；五四运动期间，一批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如邓中夏、张太雷、陈潭秋、瞿秋白、张闻天、周恩来、沈泽民、马骏等人，已经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坚；“五四”过后，被誉为五四运动“总司令”的陈独秀，也宣布自己站到了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随后，在“五四”影响下的新文化运动，更是令马克思主义学说在思想界和知识分子中得到广泛传播。虽然其传播过程并非风平浪静，但经过多次论战，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销声匿迹、偃旗息鼓，反而在中国以摧枯拉朽的磅礴之势迅速风行开来。 五四运动中涌现的一批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分子，迅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开始自觉地到工人群众中去宣传马克思主义，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这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道路选择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指导思想的确定，提供了极大的助力，实际地推进了中国迈入现代社会的步伐。 今天，当我们回顾百年前那场五四运动的时候，不难发现，以往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站得住脚的，是不容怀疑的。这个结论是：五四运动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特别是初具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无产阶级力量的强大，他们到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进行组织工作，促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从而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阶级上、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这个结论的价值之一，在于它把五四运动的历史功绩和意义揭示了出来。 三 “在中国文化战线或思想战线上，‘五四’以前和‘五四’以后，构成了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6页）这一判断的根据是，“五四”以前，中国文化战线上的斗争，是资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这一时期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五四”以后情况就不然了。“五四”以后的新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部分。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而这个反帝反封建文化新军的“盟长”的资格，落到了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这里的“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共产主义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社会革命论。而“这支生力军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中，不论在哲学方面，在经济学方面，在政治学方面，在军事学方面，在历史学方面，在文学方面，在艺术方面（又不论是戏剧，是电影，是音乐，是雕刻，是绘画），都有了极大的发展。……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这是铁一般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的”。（同上书，第697—698页）尽管这时的资产阶级顽固派毫无常识又无比狂妄地叫嚣：“收起”共产主义。可是，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却以排山倒海之势，雷霆万钧之力，磅礴于全世界，而葆其美妙的青春。对此，*同志曾这样总结道：“中国自有科学的共产主义以来，人们的眼界是提高了，中国革命也改变了面目。中国的民主革命，没有共产主义去指导是决不能成功的，更不必说革命的后一阶段了。这也就是资产阶级顽固派为什么要那样叫嚣和要求‘收起’它的原因。”（同上书，第686页）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主义（或曰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论，对中国社会变革和文化发展具有何等突出的重要性。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经历了多个阶段，各个发展阶段也都有各自的若干特点。但各阶段“其中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共产党出现以前及其以后”。（同上书，第559页）也就是说，共产党的出现，是中国民主革命从屡遭失败转折到胜利方向的起点，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换言之，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彻底推翻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建立独立的民主国家；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实现中国通过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迈向社会主义制度的“两步走”。这无疑就是中国共产党成为其“出现以前及其以后”民主革命各发展阶段特点中的“最重要的区别”。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共产党人有了实践这种宏伟“两步走”纲领的勇气、信心和能力？按照*同志的说法，那就是因为有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才能“走历史必由之路。”（同上书，第559页） 四 严格说来，五四运动时代有两股潮流，一股是革命的潮流，一股是逆动的潮流。我们不妨从“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中，看一看这两股潮流的较量以及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方向选择的历史规定性。 一个时代文化方向的选择，不是哪位思想家灵机一动拍脑袋构想出来的，也不是哪位思想家移植照搬外国某种模式就可以奏效的。文化方向的选择，归根结底是经济、社会、历史变动的结果。“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本质上是从文化的角度就整个国家是否需要改革以及如何进行改革展开的一场大辩论。“五四”时期，为什么守旧派抵制新文化在中国的传播行不通呢？ 为什么以傅斯年、胡适等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虽也认为守旧派的观点是“闭眼瞎说”，极力主张文化上“全盘西化”，但在实践上也没能行得通呢？为什么像梁启超、张君劢等人那样既反对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又谴责资本主义腐朽与没落，而主张以中国古代文明和吸收一切西方文明，来构建一种所谓“新文明”，这种折衷主义的方案也成为一种泡影了呢？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文化方向的选择都没能跟中国当时社会和经济生活变化的大趋势取得内在的一致性。所以，尽管五四运动时期关于“救治中国”“再造文明”的“方案”和现代文化发展方向选择的“路线图”很多，但真正触及痛处，真正切合中国国情，并真正在未来的社会变革和文化衍进中发挥了实际作用的见解，还是出现在了那些以无产阶级世界观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它的前一步是新民主主义）新文化的思想家身上。 瞿秋白说：“二十世纪以来，物质文明发展到百病丛生。‘文明问题’就已经不单在书本上讨论，而且有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运动实际上来求解决了。”（《现代文明的问题与社会主义》，《东方杂志》1924年1月第21卷第1号）他还说：“只有世界革命，东方民族方能免殖民地之祸，方能正确的为大多数劳动平民应用科学，以破宗法社会封建制度的遗迹。方能得真正文化的发展。”“所以必须以正确的社会科学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劳动平民的利益，而应用之于实际运动，……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新青年》季刊，1923年6月第1期）可见，文化问题上的革新主张，是作为政治和经济上变革的舆论准备和思想先导而存在的，它关乎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是最为可行的。 从五四运动开始，中国思想界对中国现代文化发展方向的选择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而这种变化中，最为亮眼的就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发展出路和文化更新问题给出的答案。陈独秀开始摒弃“全盘西化”说的影响，在驳斥新旧道德调和论的同时，开始指出西方社会的一切不良现象正是由“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现在他们前途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