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集体学习时强调，纪念五四运动、发扬五四精神，必须加强对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研究，以引导广大青年在五四精神激励下，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这为深刻理解和把握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指明了正确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保护历史才会留住根脉，传承精神才能开创未来。《中国青年报》今*表评论，正是从研究、梳理史实的角度，重温100年前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希望帮助当代青年加深对五四运动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的认识，坚定跟党走的信念，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奉献者。
历史学家的研究发现，每个世纪的第二个10年发生的重大事件，往往决定了这个世纪的独特风格。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就是这样的决定性事件。五四运动作为首次真正意义上的群众性爱国革命运动和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新文化运动，确认了救亡强国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廓清了发展道路的迷雾，准备了领导政党的诞生，开启了新民主主义的新阶段。贯穿中国整个20世纪的主线就是谋求民族复兴，五四运动成为了这条历史主线的伟大起点。
过去100年里，五四运动不但没有被人忘记，而且一直在发挥着重要影响。1921年，李大钊在五四运动两周年时撰文说：“我更盼望从今以后，每年在这一天举行纪念的时候，都加上些新意义。”
如今，我们又站在新的历史节点上，面对实现百年夙愿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我们有必要认真思考：这100年间蕴藏着怎样的历史逻辑？五四精神有着怎样的时代价值？我们当下处在怎样的历史方位？新时代中国人尤其是当代青年，肩负着怎样的历史使命？
一
从时间的维度上看，1919年前后，正是国人旧的自我认同衰朽、新的自我认同诞生的关键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格局的重构，对中国提出了一个必须回答的问题：古老的中国走向全新世界舞台时，当何以自处？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嬴政诛灭六国，开启了中国长达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史。其间，中国经历了反反复复的起落兴衰，但在跌宕起伏的历史进程里，作为中国社会最高秩序的封建帝制却罕有动摇。黑格尔曾经不无激烈地指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
直到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大清的灭亡，不仅是一个王朝的终结，也敲响了整个封建帝制在中华大地上的丧钟。从此之后，“王朝”与“天下”的观念，彻底失去了主宰地位，中国人不得不重新摸索出新的自我认同。
“世界进入中国，使中国进入世界不可避免”，在这种情势下，此时被视为西方富强本源的“民族国家”——主权的唯一合法的表达形式——遂开始成为政治精英追求的理想模式。随着民族国家观念的建立，中国开始在与世界各国的对照中建构起自我的“存在”，在全球座标上标定现代化方向，并由此踏上了融入世界秩序、跻身世界民族之林的征程。
20世纪初叶，正是中国被列强欺凌、国运跌入谷底的时期，中国人一朝梦醒，便“自知”自己的弱国地位，巴黎和会的外交完败更是刺痛了中国人的国耻意识，五四运动正是这种全民族初醒下重塑与抗争的双重变奏。
二
1840年英帝国通过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开始了长达百年屈辱的近代史。这期间爆发于1895年的甲午战争给中国知识分子的刺痛最为剧烈。
19世纪中叶，曾经由各路宗藩贵族主宰的封建日本，在塑造出民族国家认同后快速实现了近代化并称霸亚洲。实际上，日本跻身世界列强，正是以甲午战败的大清国为垫脚石。完败于以往的“蕞尔小国”，这无异于给昏睡帝国的一记猛掌，一如梁启超所云“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陈独秀所云“甲午一役，军败国削，举国乃大梦始醒”。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先进分子以敌为师，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日本作为桥梁，成为师从西学的首选之国。大家抱有“勾践种蠡坚忍自奋之图”，一时赴日留学人数之巨令朝廷不得不出面整治，“学部以留日学生达万二三千人，通电各省停派赴日速成学生”。
采撷西学的涓涓细流，终在1915年前后汇聚成思潮激荡的浩浩洪流，这一年陈独秀从日本回国创办《青年杂志》，以此为标志，中国迎来了一个大师辈出，百舸争流，中西对垒，新旧激辩的思想解放的大时代。
“德先生”和“赛先生”来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来了，工读和新村来了，基尔特社会主义来了，思潮的混杂与主义的翻新让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有研究者说，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股偶尔漫出了河道的激流，*恣肆，脱缰而去。
三
发生在1919年5月4日的“五四事件”是整个五四运动的漩涡。这一天，3000多名北京的大学生齐聚*前，呼喊着“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口号，举行了震惊中外的五四*行。
“五四事件”的主体是青年学生。自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新式学堂渐渐兴起，现代学生群体逐步形成。他们接触先进文化较早，较有组织性，又天然具有精神的纯粹和敏感，当时中国既无集中民意的政府，也不具备迅速改造国民素质的条件，于是在民族危难的重压之下，青年学生爆发出空前的爱国热忱，自觉要担起天下的兴亡。
那一年，美国哲学家杜威正好在北京讲学，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想想我们国内14岁以上的孩子，有谁思考国家的命运？而中国学生负起一个清除式的政治改革运动的领导责任，并且使得商人和各界感到惭愧而加入他们的运动。这实在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
数十万爱国青年在整个运动中所爆发出的能量与勇气，使中国社会各阶层再也不能无视他们的存在，青年开始以一个整体登上政治舞台，并被大众寄予了殷切的希望。
在一个长幼有序、师道尊严的社会，青年能得到如此尊崇，发挥这样的作用，要得益于新文化运动。五四前后，真真是一个青春崇拜的年代，社会对青年的赞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青春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
“青年者，人生之王，人生之春，人生之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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