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

党史故事——周恩来一生中的三次重要谈话》： 周恩来一生，居功之伟，他是全党工作的典范，也是团结的典范。他终身从事的工作，就是如何把党内力量聚焦起来。这从他一生三次重要的谈话中，即可略见一斑。 第一次谈话 1934年长征之初，*曾经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表示自己不走,要带领一三军团和红九军团的20师留下来，坚持苏区的斗争，最后欢迎中央再回来。这封信交到了中央主要负责人博古手中。博古当时很年轻，不知道怎么办，于是把信交给了周恩来。 周恩来看完信，带着三个警卫，连夜骑马从中央所在地瑞金赶到*的住处，与*彻夜长谈。那天晚上*与周恩来谈话的内容没人知道，但是，*在谈话后就决定和大部队一起走了。这个决定改变了中国的命运。这是周恩来对中共极为重大的贡献。 第二次谈话 遵义会议开过以后，博古不适合再担任党的主要领导，由张闻天同志接任。但是博古同志不愿意把权力交出来。所以，周恩来与博古彻夜长谈。周恩来对博古讲，你我都是留过洋的，我们这些留过洋的人对中国的情况都不是那么了解。自从我领导的南昌起义失败，我就知道中国革命靠我们这些人搞不成，我们要另外找人，找真正懂中国的人。 *就是这样的人，他懂中国。我们共同帮助*，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听了周恩来的这番话，第二天一早，博古就把全部权力交到了中共中央。在后来*与张国焘、与王明的斗争中，博古也坚决地站在*一边。博古后来说，周恩来那一席话影响了他的一生，中国革命确实一定要由一个懂中国的人来搞。 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集团是*、朱德、周恩来这样的领袖的结合，他们相互弥补，彼此完善。他们都是伟人，但并不是完人。他们互相之间也会有分歧，也会有意见。不像现在所拍摄的领袖电视剧那样，*不出来谁都不出来，*一出来大家都跟着出来。*不说话大家都不吭气，*一说话大家都赞同，都争着去执行。 我们党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党，领袖之间的矛盾是难以避免的，意见分歧，方法观点不一样的地方俯拾皆是。他们之间的斗争，他们之间的矛盾，使我们党更加有了生命力。中国共产党正是依托这样一个生机勃勃的、活力四射的整体，才能够战胜中国近代史上空前强大的蒋介石集团。 第三次谈话 1935年6月，一、四方面军会合。张国焘骑着一匹白色的骏马，在十余骑警卫簇拥下飞驰而来，*率领政治局全体委员走出3里路，于蒙蒙细雨中恭候。当时，毛主席给予了张国涛极大的尊重。因为，自中共“一大”至“六大”，张国焘一直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直在中共中央核心层。当时，张国焘在中共党内的资格，除了陈独秀，谁都盖不过他。 *却长期游离于中共中央核心层之外，一直到1927年8月的八七会议，才被增补为政治局候补委员。所以，以*当时在中共党内的资格，跟张国焘还无法相比。张国焘当时很感动，但张国焘随后发现，中央红军人数很少，而且衣衫褴褛，*长短不齐，没有一件重武器。一渡赤水后，最后一门50毫米山炮被扔到赤水河里面了，中央红军一门重火力炮都没有了，最重的火力就是60炮，这在今天属于步兵轻武器。 所以，一、四方面军会合后就出现了问题，四方面军8万人，中央红军1万人。张国焘对遵义会议的合法性产生了质疑。事实上，一、四方面军*不是因为政治的原因*，而是因为力量失衡。对于一、四方面军的*，今天有些描述写的很轻易：张国焘南下，走向失败，走向黑暗；*北上，走向胜利，走向光明。其实，当时*把一四方面军*和被迫北上称为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比1927年大革命失败还要黑暗。 *很难判断自己这7000人到底能坚持多长时间，他甚至准备把这7000红军打散，做白区地下工作，后来幸亏发现了陕北根据地。到陕北一看，红二十五军已经把陕北完全控制了。红二十五军是原来张国焘的势力。而陕北正在搞肃反扩大化，红军的高岗、刘志丹、习*都被抓起来了。当时红二十五军的军长徐海东，他如果听张国焘这个伪中央的指挥，那中共中央真是毫无希望了。 *给徐海东写了一封信，要借2000大洋渡过难关。因为这时中央红军就剩6000多人，财政基本上已经完全破产。当然借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要试探徐海东的态度。徐海东接到信，把军中供给部长叫来问：我们还有多少钱。供给部长告诉他，我们还有6000多大洋。徐海东吩咐：我们留1000就行了，给中央红军5000大洋。是给，不是借。 还附了一封信，表示红二十五军完全服从中央红军指挥，*这才一块石头落了地。他后来多次提到，徐海东是于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如果徐海东在那个关键时刻，听张国焘的指挥，那中央红军的前景不堪设想。徐海东同志一生受伤9次，由于严重伤病，没有能够参加解放战争。1955年授衔时，徐海东同志讲，我不授衔也可以，因为解放战争我没有参加。但是*坚持给徐海东授衔，而且授大将，地位仅次于粟裕。 到延安后，张国焘与*的矛盾日益加深，周恩来与张国焘进行了长谈，但是这次谈话却失败了，最终没能说服张国焘。1938年张国涛叛变出走，做了戴笠的办公室主任，告诉了戴笠很多中共党内的派系斗争。1949年中共获得全国胜利，张国焘跑到香港，后来从香港跑到台湾，1979年12月病死于加拿大多伦多的养老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