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面地注重形式而忽视本质，把形式本身看成结果，是形式主义工作作风和思想方法的主要表现。形式主义不从实际出发，单从表面上、形式上去估量情况，只讲一般原则、提空洞要求，却不拿出正确、管用的办法，严重背离了党的思想路线和群众路线，成为影响党的先进性、弱化党的纯洁性的一大破坏因素。*十分厌恶形式主义，批评形式主义是一种“幼稚的、低级的、庸俗的、不用脑筋的”东西。早在革命战争年代，*同志就坚持从实际出发，与形式主义进行坚决斗争。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军队的伟大实践。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这是个崭新命题。当时，党内一些同志甚至主要领导人没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而是从主观愿望或某些书本上的现成结论出发。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斗争，*毫不动摇、旗帜鲜明地反对形式主义，反对不顾实际情况需要，只是一成不变地从形式上考虑问题，特别是盲目地、表面上完全无异议地执行上级指示。
1929年初，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时，党内出现分歧并引发激烈争论。最初争论的热点是红四军当时要不要设立军委。坚持设立军委的理由很是冠冕堂皇，“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但在*看来，这是“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因为红四军“只有四千多人一个小部队，并没有多数的‘军’如中央之下有多数的省一样。行军时多的游击时代与驻军时多的边界割据时代又绝然不同，军队的指导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故不必设立重叠的机构。对于某些人指责前委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倾向，*认为，这“同样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观察”“不从需要上实际上去估量，单从形式上去估量”，并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
与唯心主义、形式主义相对立的，便是*一贯倡导的坚持从实际出发，重视调查研究。1929年12月初，为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精神，结合红四军建军两年多来的革命斗争实践，彻底解决内部存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提高全体官兵的马列主义觉悟，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提高政治素质、军事技术和作战能力，红四军在新泉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军事整训，同时为随后召开的红四军党的九大（即在党史军史上彪炳千秋的古田会议）做准备。在政治整训中，*创造性地运用调查研究的工作方式，推动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路线的形成。*主要抓了两个方面的调查研究：一是红四军党员状况，以及怎样加强党的建设问题；二是红四军自成立以来存在的问题，以及怎样克服和纠正这些问题。为此，*深入群众、深入官兵，从望云草室到农家住户，从部队营地到练兵场，多次主持召开地方干部群众座谈会，倾听群众疾苦，征询对红军建设的意见；召开连队士兵参加的调查会，真诚地请他们提意见、讲问题，了解战士们的思想生活状况、官兵关系和对领导的意见及要求；召开各党支部、纵队党代表联席会议，鼓励大家说出红军中存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及建议。时任第二纵队第四支队第十二大队党代表的赖传珠曾回忆：*一面听我们发言，一面还做记录，并不时向我们提出一些问题：你们那里有多少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什么思想？这种思想应该怎样纠正？……当时，我们的水平还很低，虽然知道这些思想不对，但却不能提高到理论上来认识讨论和分析。每当我们回答不出来的时候，*便耐心地进行分析、解释，启发大家认识这些错误产生的根源及其危害性，指出克服办法。
这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收集第一手材料，在一线发现、分析和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开创了运用民主方法解决党内思想路线问题的先河。通过十多天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收集了大量鲜活的第一手资料，掌握了红四军内的基本思想和政治状况，脑海里逐步形成了怎样建设一支人民军队的蓝图轮廓，总结出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并深挖问题的本质，揭示产生问题的根源，提出纠正错误的方法。在望云草室的煤油灯下，*彻夜不眠，奋笔疾书，把这些内容全部写进了那篇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决议中，从而明确了人民军队建军的根本原则和政治工作的基本路线、政策与方法。这个决议不但在红四军实行了，后来各地红军都先后照此做了，使整个红军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
半年后，*在《反对本本主义》这篇光辉著作中写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并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调查如同“十月怀胎”，解决问题就像“一朝分娩”，调查就是解决问题。毋庸置疑，*在新泉整训期间开展的调查研究，正是对这一至理名言的有力注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