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故事

上海公安博物馆收藏着一架五灯电子管收音机。它木壳破旧，油漆斑驳，零件缺损，锈蚀的样子似乎分文不值。然而，你能否想到，就是这样一台简陋的收音机，曾在我党对敌斗争中发挥过重大作用。如今，它已成为国家一级文物。 1949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以后乘胜追击，向全国进军，蒋家王朝风雨飘摇、朝不保夕。盘踞在上海的国民党特务头子，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命令爪牙大肆逮捕和秘密枪杀我共产党员和革命志士，同时密谋策划企图用警察武装与人民解放军对抗。此时，在国民党上海警察系统内部，有人顽固坚持反动立场，阴谋在逃跑前进行破坏活动；有人彷徨徘徊，思考自己出路。 在这样紧张复杂的斗争形势下，战斗在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内部的中共上海警察系统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警委”）书记邵健、副书记刘峰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件事：要是有一架收音机就能及时收听解放区的电台广播，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和斗争形势的需要，作出相应部署，在敌人内部有针对性地收集情报，开展政治攻势，动摇分化敌人营垒。 于是，他们从旧货市场淘来了一架“蹩脚”收音机。谁知这台“老爷货”听听上海市内电台还凑合，短波却收不到。此时，邵健想起了地下党员韩复清，他在静安寺警察分局管理特种行业，一定有办法搞到短波收音机的零件。不久，一台能收听到解放区广播的收音机拼凑了起来，它成了“警委”的至宝。每当夜深人静，“警委”成员就躲进小阁楼里，关上门窗，遮住灯光，调低音量，把耳朵贴在收音机上，欣喜地听着来自解放区的声音。 194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公告（即《约法八章》），邵健、刘峰从解放区邯郸电台收听到后，经过了3个夜晚的反复核对，终于把内容全部记录下来。“警委”同志一致认为，如果把《约法八章》印成传单寄给国民党警察局的那些警官，并附上一封警告信，对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争取大部分徘徊犹豫的人转变立场，安心等待解放接管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征得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张承宗的同意，“警委”几个同志立即分头开始工作。邵健负责买油墨、蜡纸；刘峰弄来了2000多只不同规格、不同颜色的信封。于是，邵健刻蜡纸，刘峰按照掌握的地址写信封，邵健的妻子王秀珍等人帮助油印、糊信封、贴邮票。这样忙碌了三个昼夜，共印制《警告信》和《约法八章》各2000多份。《警告信》严正指出：你（指收信人）要按照《约法八章》各按职守，保护好机关物资档案，立功自赎，听候接管处理，如继续破坏捣乱，为非作歹，定不宽贷……2000多封信按地区分好，尔后“警委”通知各分局地下党支部到约定地点领取，规定必须把信件分散投到各区所有的邮筒，以迷惑敌人，并限期在3天内全部寄出。 没过几天，2000多名国民党警察局警官的家里，几乎同时收到了《警告信》。《警告信》像一把刺向敌人胸膛的利刃，使敌人丧魂落魄，惊恐万状。黄浦分局警官吴琼，前些日子运了20只汽油桶到分局，扬言要在解放军入城时将黄浦分局烧光，但一接到《警告信》，吓得连夜弃职逃跑。静安寺警察分局局长王华臣收到《警告信》后心神不定，连上班也没敢去，对局里的事更是不闻不问。该局值日室巡官冯星灿拆开信封时，惊得目瞪口呆，慌忙看完，一声不吭地把信藏好，把枪丢在办公室里，转身“滑脚”了。黄浦警察分局局长郦俊厚，刚从虹口调来不久，《警告信》便寄到了他的新居，他惶恐地说：我搬家才3天，共产党怎么会知道地址的？一些原来准备负隅顽抗、滋事生非的人，不得不想着为自己留条后路，对自己的破坏活动有所收敛。而另一部分彷徨歧途者，接到信后好像吃了颗“定心丸”。有分局副局长私下对人说：知道共产党政策，只要按规定办就行，本来心里忐忑不安，现在倒定了下来。 “警告信事件”在国民党警察局上层头目中也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局长毛森暴跳如雷，认定警察局内有“共党奸细”，三次发出训令，限期破案，并亲自到虹口、新成、静安寺、普陀、江宁等分局把警员集中起来，软硬兼施、威逼恫吓：“……你们中谁是共党分子，我都一清二楚，只要向我说一声，保证你晋级嘉奖，愿意回乡，包发路费，我说话是算数的。如果你们不说，不要怪我不客气……”说完走进队伍，察看每个人脸色。毛森终于失望了，无论他到哪里，都是一无所获。 《约法八章》和《警告信》以雷霆万钧之力，有力地分化瓦解了敌人的营垒，为顺利地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打下了基础。72年过去了，这架收音机如今在上海公安博物馆展示着，这是历史的见证，它从一个侧面证明了革命历史的艰难曲折，证明了革命前辈的困苦艰辛，证明了人民革命政权的来之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