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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年龄最小、去的地方最苦、插队时间最长的知青”
采访对象：何毅亭，陕西省汉中一中初中学生，1968年12月至1971年4月在汉中市铺镇公社姜埧大队插队。1971年5月招工进入汉中通用机械厂工作。恢复高考后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读本科和研究生，毕业后在中央办公厅、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现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
采访组：本报记者邱然黄珊陈思等
采访日期：2017年1月16日
采访地点：中央党校电视台演播室
采访组：对习近平总书记当年的知青生活，我们已分别采访了梁家河的村民和一些北京插队知青，了解和掌握了他知青生活的大量第一手资料。现在，我们想从宏观上了解当年知青上山下乡的情况，以便从更大的范围来看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我们了解到您当年也是“老三届”插队知青，请您谈谈那时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
何毅亭：你们这个想法和思路很好，了解了整个知青上山下乡的情况，确实有利于更深刻地认识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陕北那七年知青岁月。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从大的方面讲可以划分为两个历史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差不多10年。这个时期，知青上山下乡主要是探索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并把它与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开发边疆和推动偏远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结合起来，进而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就业途径。那些时候政策上也比较稳定，就是国家倡导、本人自愿。整个说来，这一时期上山下乡规模很小，人数不多，从1955年到1966年全国上山下乡的城市知青约120万人。
另一个时期，就是从1967年到1978年，大概也是10年。知青上山下乡，在“文化大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发展成为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全国共有1600多万城镇知青奔赴农村和边疆。其中，首当其冲的是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三届城镇初、高中生约400万人。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就属于这400万“老三届”知青，我就主要说说这个时期的情况。
那是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刊发了甘肃省会宁县一些城镇居民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的消息，关键是传达了毛主席一条最新指示，就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的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第二天，《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突出报道了各地知青热烈响应毛主席号召，“满腔豪情下农村、广阔天地炼红心”的消息，在全国引起极为强烈的反响。那时候毛主席的权威达到他一生的顶点，他的话真的是一句顶一万句，他老人家一声令下，立即在全国掀起上山下乡的高潮。
毛主席当时为何要作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策呢？
1966年“文革”兴起之后，大学停止了招生，中学停了课，工厂不招工。到了1968年，1966年、1967年、1968年三届初、高中毕业生积压在学校“闹革命”，实际已成为城镇剩余劳动力。因为“老三届”中学生没有离开学校，依此类推，1966年毕业的及以后几年毕业的小学生就进不了中学，到了上学年龄的孩子也不能及时进入小学。这种状况积累到1968年已经非常严重。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这么多的中、小学生，这么长的时间，正常的教学秩序却得不到恢复，大、中、小学都是乱糟糟的，这种现象与“文革”的动乱局面混合在一起，使整个国家的社会动乱更加严重。在这种背景下，知青上山下乡不仅成为解决中学生就业问题的一个应急手段，也成为毛主席设想的“文革”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必须解决的一个政治问题。
在毛主席看来，知青上山下乡是改造青年学生、“反修防修”的有效途径。“文革”兴起的时候，以广大青年学生为主体的红卫兵成为整个运动冲锋陷阵的先锋，他们得到毛主席的热情支持。毛主席当时特别指示，不准组织工农反学生，要求劝阻工农不要干预学生。然而，随着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到了1968年夏天，毛主席对红卫兵的一些行为越来越失望。这年7月27日，他派军宣队配合北京工宣队开进清华大学，制止那里发生的武斗。7月28日凌晨，毛主席以及中央其他领导人，同北京红卫兵“五大领袖”谈了整整5个小时，对他们“现在一不斗、二不批、三不改”特别是搞派性争斗甚至武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8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通知，派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中、小学，对“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进行改造”。1968年12月，毛主席进一步作出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决策。《人民日报》等权威报刊把这一决策称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的战斗号令”，是“实现知识青年思想革命化、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根本途径。”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全国上山下乡全面动员，除去充分利用宣传系统，还广泛利用单位、学校、街道、邻里、家庭等多种组织关系，形成了上山下乡光荣、不上山下乡可耻的政治氛围。
我当时是陕西省汉中一中的初中学生。从1966年6月份开始，学校因为搞文化革命就停课了，从大字报、大批判、大串联到“全面夺权”和“斗、批、改”，随着运动的发展学校形成势不两立的两派，派仗打得很凶，最后甚至发展到武斗。大多数学生包括我在内，后来厌倦了这种无休止的派仗，成为逍遥派，基本上不到学校去了，不少人甚至长期不照面。但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一公布，所有学生闻风而动，不约而同都齐刷刷聚到了学校，打听和忙乎上山下乡的事。那个时候，地方和学校的革委会安置学生上山下乡还真是雷厉风行，这所中学的学生到哪个公社，那所中学的学生到哪个公社，每个学生到哪个公社哪个大队，几天功夫方案全搞定了。这样，我们那里大多数学生在1969年元旦前就到了各自的生产队，晚一些的也都在1969年元月到了插队的农村。我是1969年元旦前走的，去的是本市的铺镇公社姜埧大队。后来国家明确，1962年以后插队的城镇知青，工龄从插队起连续计算，于是我填个人简历表时参加工作时间一栏就写“1968年12月”。
现在回想起来，就那么几天、十几天，顶多也就一个月左右，全国那么多“老三届”城镇中学生，就这么迅速地离开了长期生活的城市，离开了父母家人，“打起背包就出发”，奔向了原本陌生的农村。这真是一个奇迹。从那时到现在，48年过去了，当年青春年少的“老三届”知青，如今年龄最小的也都60岁开外，基本上退出了工作岗位或淡出了社会生活。当年，他们在农村度过了人生道路上一段特殊的时光，有艰辛也有欢畅，有付出也有收获。上山下乡的磨炼使他们由稚嫩趋于老练，由狂热趋于清醒，由天真烂漫趋于沉稳老成。所有这些，为他们以后的工作和生活打下了坚实基础。上山下乡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涉及全国众多家庭和亿万人的一桩大事，作为一个年代的历史符号，永远留在了一代人的记忆之中。
采访组：听了您的介绍，我们对“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背景增加了了解。您和习近平总书记当年都属于“老三届”知青。您能否从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总体情况，谈谈对总书记七年知青岁月的认识。
何毅亭：把习近平总书记的七年知青岁月放到当年全国知青上山下乡的大背景、大格局中来观察，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三个最”，就是：他是“老三届”中年龄最小的知青；他插队的陕北是全国插队知青中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之一；他是插队知青中在农村待的时间最长的极少数人之一。
为什么说他是“年龄最小”的知青呢？那个年代过来的人都知道，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初、高中学生，1968年底上山下乡的时候，年龄最大的老高三即高中66届学生一般是二十一二岁，年龄最小的老初一即初中68届学生一般是十六七岁。习近平总书记当时属于老初一学生，上山下乡时只有十五岁多。像他这个年纪的知青，在当年400万“老三届”知青中，年龄无疑是最小的，人数自然是相当少的。
之所以说他插队去的是最艰苦的地方，这需要从知青上山下乡安置地点和安置方式说起。当年“老三届”上山下乡，从安置地点来说，有跨省安置、本省内跨地区安置、本地区内跨县安置、本县就地安置四种。绝大多数知青都是在本省安置，而且大部分是就地安置。跨省安置的，主要是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和浙江、四川、江苏等人口稠密省份，这些地方的知青除了在本直辖市、本省安置插队外，还被安置到外省、区。北京“老三届”中学生，绝大多数安置到了黑龙江、内蒙古、山西、吉林、云南等地，其中2.6万多人到陕西省延安地区插队，习近平总书记就属于到延安插队的这一拨知青。
从知青安置方式来说，那时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到生产建设兵团或国营林场、农场、牧场、草场等单位当农业工人。另一种是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这是最主要的安置方式。同样是上山下乡，到兵团等单位的知青和插队知青的境况有明显差别。兵团知青，身份属于国营企业农工，每月拿固定工资，多的30多元、少的也20多元，而且吃国家供应的商品粮、享受部分劳保福利，物质生活能得到基本保证，所以到兵团成为知青的首选。但是，兵团接收知青时政审标准比较严格，家庭出身不好或家庭政治背景不好的知青很难进入兵团。插队知青，要靠自己挣工分吃饭，多数知青的日工值只有几角钱。因此，一半左右的插队知青在生活上长期不能自给，需要父母接济。我当年插队的地方，条件算比较好的，一年干下来，扣除口粮钱一般有几十元收入，马马虎虎能够自食其力。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插队的延川县梁家河村，地处黄土高原，无疑属于全国插队知青中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最艰苦的地方之一。前几年因为工作原因我去过梁家河，那里山大沟深，交通落后，土地贫瘠，降雨很少，自然条件很差。知青插队那个年代，这里没有电，没有任何农业机械，劳动用的还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老镢头，老百姓吃水、烧柴、照明等都有很多困难。农民们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一年，打下的粮食还填不饱肚子。我曾问过当年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一个窑洞住了六年的北京知青雷平生：插队时梁家河一个工日值多少钱？雷平生说，刚下去的头一年即1968年，每个工日值是一角一分钱，到了1969年是一角二分钱，涨了一分钱。我们也是插过队的人，可以想到的是，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15岁少年，孤身来到那被群山阻隔、多风少雨的荒僻之地，劳动和生活中有多少困难、多少问题需要他去面对、去解决！
还有一个“最”，就是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农村一待就是七年，属于全国知青中插队时间最长的极少数人之一。当年我们到农村插队落户当农民，谁也不知道究竟要在农村待多久。除了有些知青表示要“扎根农村一辈子”外，绝大多数知青在心底里并不情愿在农村待一辈子。好在到了1969年冬天，我们那里开始有知青应征入伍，使广大知青对未来看到了希望。1970年以后特别是1971年、1972年以后，通过应征入伍、招工进厂、推荐上大学等多种方式走出农村的知青越来越多，到1972年底基本上都离开了农村。我在农村待了差不多两年半后，招工进了工厂。
习近平总书记当年在陕北农村却待了七年，这在“老三届”知青中绝对是很少的。最近我看了一些有关延安北京知青的材料，了解到1969年到延安插队的北京“老三届”知青共26200人，1971年国家开始在知青中招工、招干、招生、征兵，到1972年共在北京知青中招工8387人，提干1179人，征兵553人，上学648人，病退、困退回京1188人，这样共走了11955人。1973年，在北京知青中招工、招干、征兵、上学11709人。1974年，招工、招干、招生等769人，回京472人。1975年，招工、招生250人，回京455人。这样到1975年末，整个延安地区仍待在农村的北京知青只有590人，占26200名北京知青的2.3%，而且这590人中不少知青是因为已与当地农民结婚而留下来的。习近平总书记插队的延川县文安驿公社梁家河大队，到1974年就剩下他和雷平生两人，雷平生1974年10月被推荐录取上了延安大学后，整个大队就只剩他一个知青了。他不仅是梁家河大队插队知青中走得最晚的，也是延川县乃至整个延安地区北京知青中离开农村最晚的极少数人之一，到1975年10月才被推荐录取上了清华大学。
对我们插队知青来说，一起插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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