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们是一起蹒跚学步的孩子，这点也没有任何历史、种族、社会或者宗教能改变得了。十二岁以前，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跟哈桑玩耍。有时候回想起来，我的整个童年，似乎就是和哈桑一起度过的某个懒洋洋的悠长夏日，我们在爸爸院子里那些交错的树木中彼此追逐，玩捉迷藏，玩警察与强盗，玩牛仔和印第安人，折磨昆虫——我们拔掉蜜蜂的尖刺，在那可怜的东西身上系根绳子，每当它想展翅飞走，就把它拉回来，这带给我们无与伦比的快乐。
我们还追逐过路的游牧部落，他们经由喀布尔，前往北方的层峦叠嶂。我们能听到他们的牧群走近的声音：绵羊*，山羊咩咩，还有那叮当作响的驼铃。我们会跑出去，看着他们的队伍在街道上行进，男人满身尘灰，脸色沧桑，女人披着长长的、色彩斑斓的肩巾，挂着珠链，手腕和脚踝都戴着银镯子。我们朝他们的山羊投掷石头，拿水泼他们的骡子。我让哈桑坐在“病玉米之墙”，拿*用小圆石射他们的骆驼的屁股。
我们第一次看西部电影也是两个人，在与那家我最喜欢的书店一街之隔的电影院公园，看的是约翰·韦恩的《赤胆屠龙》。我记得当时我求爸爸带我们到伊朗去，那样我们就可以见到约翰·韦恩了。爸爸爆发出一阵爽朗的狂笑——与汽车引擎加速的声音颇为相像，等他能说得出话的时候，告诉我们电影配音是怎么回事。哈桑跟我目瞪口呆，愣住了。原来约翰·韦恩不是真的说法尔西语，也不是伊朗人！他是美国人，就像那些我们经常看到的男男女女一样，他们神情友善，留着长发，吊儿郎当地穿着五颜六色的衣服，在喀布尔城里游荡。我们看了三遍《赤胆屠龙》，但我们最喜欢的西部片是《七侠荡寇志》，看了十三遍。每次电影快结束的时候，我们哭着观看那些墨西哥小孩埋葬查尔斯·勃朗森——结果他也不是伊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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