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1年9月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成立到1935年1月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左”倾路线时期，其最大恶果就是排挤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样一来，原来胜利发展的革命形势遭到全面破坏，革命事业受到严重损失。中央红军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完全照搬苏联红军的正规战战法，把过去苏区反“围剿”的经验抛得干干净净，最终导致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中央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根据地，被迫长征。
在历史危急关头，遵义会议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问题经验教训进行总结，会议认为：“一切事实证明，我们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我们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一切企图拿党的正确的路线来为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做辩护是劳而无功的。”会议认为：“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在我们还没有大的城市工人的暴动，白军士兵的哗变的配合，在我们红军数量上还是非常不够，在我们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在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在我们还处于内线作战的环境，当着敌人向我们进攻与举行‘围剿’时，我们的战略路线当然是决战防御，即是我们的防御不是单纯防御，而是为了寻求决战的防御，为了转入反攻与进攻的防御。”
会议肯定和确立了毛泽东决战防御军事路线的战略战术原则。刘伯承回忆：“遵义会议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这些情况和‘左’倾路线时期相对照，全军指战员更深刻地认识到：毛泽东的正确的路线和高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军事艺术，是使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唯一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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