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7月，党的二大指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
为了大力开展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了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总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1922年5月，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决定在全国总工会成立以前，委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会的总通讯机关，并负责召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对全国工人运动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开始引导工人阶级走向全国团结的道路。
从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领导下，全国工人斗争热情高涨，掀起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13个月的时间里，全国各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内30多万名工人进行了100多次的罢工。这些罢工都是在共产党员的领导下进行的，并且绝大多数都得到了完全胜利。罢工胜利后，工人们都组织了在共产党员领导之下的工会。
安源路矿是江西萍乡的“安源煤矿”和由湖南株洲到萍乡安源的“株萍铁路”的合称，共有工人1.7万人。工人们深受帝国主义与封建主义的剥削压迫，劳动条件差，生活困苦。
湖南党组织十分关心安源路矿工人的疾苦。1921年秋冬，中共湖南支部书记*两次到安源调查工人情况，发现其具有革命与要求解放的紧迫性和积极性。年底，湖南党组织派李立三等到安源开展革命运动。李立三开办工人补习学校，通过教工人识字、讲革命道理的方式，逐步成立工人组织。1922年2月，中共安源支部成立。5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安源路矿的工会）成立，李立三被推选为主任。
9月初，*再次到安源对罢工进行部署。他认为李立三的革命劲头很足，担心其把握不当，又将比较稳重的刘少奇派往安源，加强对罢工的领导。9月12日，李立三主持召开安源支部会议，成立罢工指挥部。经过充分的准备，安源路矿工人于9月14日举行大罢工。俱乐部发表《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提出保障工人政治权利、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17项要求。这次罢工得到全国各地工会的声援与社会舆论的支持。
安源路矿当局在工人罢工后极为恐慌，意图派警队镇压，甚至密遣暗探谋杀李立三。工人们得知这一情况，发誓“俱乐部主任若被害，当使路矿当局全体职工不得生离安源”。由于工人的英勇斗争和社会各界的声援，路矿当局被迫承认工人所提的大部分条件，坚持了3天的安源罢工宣告胜利结束。
这次罢工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领导并取得完全胜利的工人斗争，提高了党组织在工人群众中的威信，扩大了党的影响。
安源路矿罢工仅五个月后，便发生了京汉铁路大罢工。
京汉铁路纵贯直隶、河南、湖北三省，是连接华北与华中的交通命脉，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及军事意义。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各站已建立16个工会分会，广大工人迫切要求建立全路统一的工会组织。在此形势下，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然而，京汉铁路的运营收入是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他下令军方制止开会，并派出军警准备对大会进行阻挠破坏。
2月1日上午，前来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冲破军警的重重包围举行大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与会者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反动军警将会场严密包围，企图强行解散会议，会议持续到下午4时被迫结束。代表们冲破重围离开会场，却在回到寓所后又被包围。军警将室内物品洗劫一空后加以封闭，并勒令全部代表立即离开郑州。
为此，京汉铁路总工会执委会于当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自2月4日起实行罢工，号召全路工人“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三天后，在1200多公里的铁路上，3万名工人在3小时内有条不紊地举行总同盟罢工，京汉铁路全线瘫痪。
京汉铁路也是帝国主义投资的重点地区，沿线涉及其在华利益。他们直接出面干涉，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尽快用武力镇压。2月7日，吴佩孚调动两万多军警在汉口、郑州、长辛店等地血腥镇压工人，制造“二七惨案”。京汉全路罢工工人惨遭屠杀，前后牺牲者52人，受伤者300余人，被捕入狱者40余人，被开除而流亡者1000余人。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被绑在车站的电线杆上连砍数刀。面对军阀的逼迫复工，他坚决地说“我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壮烈牺牲。
为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湖北省工团联合会忍痛于2月9日下令复工。二七惨案后，除广东、湖南外的工会组织都遭封闭，工人情绪一时趋于消沉，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在发动和领导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党的自身建设开始得到加强，党在工矿企业的基层组织也开始建立起来。到党的二大召开前夕，全国的共产党员已发展到195人。
这个时期的斗争也提供了一些重要的教训。第一，中国革命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为了战胜敌人，仅依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党和工人阶级必须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第二，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工人不能享受起码的民主权利，几乎所有规模较大的工人斗争都受到反动军警的镇压。因此，仅依靠“罢工”这个武器是不行的，必须用武装的革命来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孙中山正是从这些斗争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一支新兴的、生机勃勃的革命力量，因而下决心与其进行合作。年幼的中国共产党带着这些经验教训，进入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大革命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