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在得到帝国主义与各国驻华公使团的默许和支持后，派出军警、便衣侦探200多人，把北京东交民巷东、西、北三方围堵起来，不顾外交惯例和国际公法，强行进入大使馆界内，袭击了苏联大使馆西院及附近的庚子赔款委员会等处，逮捕了李大钊等国共两党和进步人士80余人，还搜去国共两党的文件、宣传品、书籍资料等大批物品。李大钊的妻子和两个女儿也同时被捕。被捕时李大钊沉着冷静，为了妻女和其他同志的安全，没有进行抵抗。
李大钊等人被关押在北京西交民巷司法部后街京师看守所。1927年4月7日，《平报》刊登了李大钊等人被捕的消息。李大钊等人的被捕，在社会上引起极大震动。北京的广大工人及教育界、新闻界一致奋起营救，坚决要求北京政府无条件释放李大钊等人。
1927年4月9日和12日，北京国立、私立34所大学校长分两次开会讨论营救李大钊，并展开营救行动。章士钊、杨度等人积极设法营救李大钊。北方铁路工人计划劫狱营救，组织了劫狱队。此外，北方国民军为李大钊被捕向奉系军阀发出电报，提出警告。苏联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并召回驻京*，断绝外交关系。但是，残暴的新旧军阀置强大的社会舆论于不顾，加紧了对李大钊的审判和谋害。
李大钊被捕当日下午接受了第一次审讯，次日下午又接受了第二次审讯。《顺天时报》《晨报》报道称，李大钊“着灰色棉袍，青布马褂，俨然一个共产党领袖之气概”，受审时“目光充足”“态度甚从容，毫不惊慌”。
在狱中的22天，李大钊经受多次秘密审讯。不论敌人如何威逼利诱，他都严守党的秘密，有策略地进行斗争，竭力保护同时被捕的同志和进步青年。
当得知劫狱计划后，李大钊极力反对同志们冒险营救而耗费革命力量。当敌人让李大钊交代供词时，他借机撰写了长达2700余字的《狱中自述》，回顾了自己革命的一生，表达了矢志不渝的革命志向和对中国革命的看法，并希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
此时，反动势力合流，大革命从高潮走向失败的血雨腥风已然来临。在李大钊入狱后的第六天，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其后，蒋介石即密电张作霖，“将所捕党人速行处决，以免后患”。
1927年4月28日，张作霖授意安国军总司令部、京畿卫戍总司令部、京师高等审判厅和京师警察厅，组成特别军事法庭，仓促进行军法会审，以刑律之内乱罪及陆军刑事条例之叛乱罪，判处李大钊等20位革命者绞刑，舒启昌等其他10位革命者有期徒刑二年至十二年。
判决当日即执行了绞刑。在刑场上，新式的外国绞刑架矗立中央，李大钊第一个登上绞刑台。临刑前，监刑官问李大钊，对家属有什么话要说，可缮函代为转交。李大钊回答道：“我是崇信共产主义者，知有主义不知有家，为主义而死兮也，何函为？”临刑时，李大钊毫无惧色，从容就义，时年尚不足38周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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