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来临了,在这一年里,陈治钧理论素养不断提高,斗争策略日趋丰富,得到党组织的认可。1月24日,重庆最早的基层党组织——中共綦江县支部在綦江县古南镇万寿亭县立第一女子小学校一男教师宿舍成立,陈治钧参加了党员大会。1926年2月,改组后的国民党(左派)綦江县党部召开国民党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左派)綦江县执行委员会,由委员7人、候补委员6人组成。在7名委员中,有共产党员陈翰屏、胡尧钦、危直士、陈治钧4人,共产党员人数的优势为下一步工作开展创造了积极条件。
正当陈治钧在中共綦江县支部参加党员大会时,一件大事发生了。1926年1月下旬,国家主义派头子、綦江县团练局长夏奠言的佃户文某盗窃东溪高等小学师生的衣物,被东溪区团总陈淑陶拘留。夏奠言闻讯赶到东溪镇上,要区团总放人。学校师生知道后,立即派代表责问夏奠言,痛斥他身为团练局长,却放纵强盗的不光彩行为。夏奠言理屈词穷,恼羞成怒的他令下属打伤了学生代表,这激起全校师生的愤慨,师生们将打伤的学生抬到县城起诉。綦江县学联会在共青团特支的领导和支持下,发动各学校罢课请愿,撰写印发了《为夏奠言毒打学生告同胞书》,到全县和重庆等地揭露夏奠言镇压学生的罪行,掀起了轰动全县的“倒夏运动”。1926年下半年,中共綦江县特支接到中共重庆地委指示:为了配合北伐战争,大抓地方武装,开展地方团练活动,特支经过研究分析认为,可以在年初开展的“倒夏活动”上做文章,争取到綦江县团练局长职务。特支联合国民党(左派)县党部力量,通过广泛的宣传发动,再次把上半年学联会掀起的“倒夏活动”进一步推向了高潮。面对声势浩大的运动,夏奠言惊慌失措,如丧家之犬。在特支的领导下,夏奠言被灰头土脸地赶下了台,而后陈治钧被推举为县团练局长。
陈治钧接任团练局长后,遵照党的指示,开展了系列工作:首先釜底抽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整顿团务人员,把各区的团总、督练长都换成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或进步人士,把旧的团练武装改造为农民革命武装,把枪杆子掌握在党的手里。其次,举办县团练干部学校,传播革命思想,训练团务骨干,他亲自兼任团练干部学校校长,聘请中共党员陈翰屏为政治主任,霍栗如(霍恂)为军事主任,其他政治、军事教官基本上都是从广州黄埔军校或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回来的共产党员。学员由各区乡选送,多为区乡农会骨干。学校采用黄埔军校和农民运动讲习所教材,对学员进行系统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之下,虽然县团练干部学校仅仅开办了几个月,但取得了丰硕成果,撒下了革命种子,共培训团务骨干300余人,为推进全县团务活动的开展和农民运动的发展积蓄了力量,打下了基础。
1927年,四川反动军阀刘湘发动震惊中外的“三三一”惨案。惨案过后,依然如鲠在喉的刘湘准备进攻綦江——在这“剿赤”之前,刘湘对綦江农民运动的兴起和武装力量的日益强大感到害怕和仇恨,蓄意除之而后快。他多次下令逮捕綦江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只因陈治钧手里掌握一千多人枪的武装力量,并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得到命令的驻军才不敢轻举妄动。“三三一”惨案后,刘湘觉得消灭綦江县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机会来临,他吸取以往失败的教训,调兵遣将,摩拳擦掌,命令巴县、南川、江津的三县军队共同行动。巴县团阀申文英、曹燮阳率领“讨赤军”进攻綦江“剿赤”,从巴县(现巴南区)龙岗经綦江新盛乡(现新盛镇)攻打县城;南川团阀张茂春屯兵*隔断綦江与涪陵的联系,从而孤立綦江,方便“剿赤”;江津团阀周化成出兵围堵。“剿赤”的目标是陈治钧、霍绍文、霍栗如等綦江县的共产党八大领袖,刘湘妄图将綦江县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一网打尽。
在这黑云压城的危急时刻,綦江县城的反动分子和敌对势力兴高采烈,蠢蠢欲动,他们打出了“驱逐赤化分子”“打倒赤化分子陈治钧”“解散团练干部学校”等标语。此时,国家主义派头子夏奠言、刘华等人见有机可乘,兴风作浪,千方百计诽谤抹黑陈治钧等人,欲打倒陈治钧而后快。山雨欲来风满楼,面对这一暗流涌动的险恶形势,陈治钧兵来将挡,他并不因反动势力的嚣张而有所动摇,坚持正常到学校上课。同时,陈治钧根据县特支4月9日郭扶紧急会议精神,于4月10日召开了各区团总和督练长会议。会上,他传达了特支反“剿赤”斗争的意图,分析了敌我斗争的形势,具体部署了反“剿赤”斗争的计划。会后,赓即返回县城,观察动静并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采取灵活措施。巴县团阀申文英、曹燮阳的部队前进到新盛乡号房一带观察动静,见陈治钧作好了充分准备,没有胜利把握的他们不敢轻举妄动。双方虎视眈眈地屯兵对峙了几天几夜,战事有一触即发之势。万分紧张的县城驻军旅长穆瀛州担心双方打起来局面不仅难以控制,而且会给他带来麻烦。从保护个人利益出发,他找到陈治钧,表示愿意从中调停,并调一个连队将双方隔开,避免接触。经穆瀛州往返调停劝说,申文英、曹燮阳的团队撤离綦江县境返回了巴县,陈治钧也宣告撤军,撤军前在县城内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充分展示了綦江农民革命武装的强大力量。陈治钧反“剿赤”斗争的胜利,避免了“三三一”惨案在綦江的重演,保护了当地的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革命武装,有力地打击了地方豪绅的嚣张气焰。
反“剿赤”胜利后的第二天晚上,穆瀛州派其副官拿着刘湘拟逮捕陈治钧、霍绍文等人的手令来到县团练局。副官告诉陈治钧,刘湘向穆瀛州下达了逮捕他们的命令,穆瀛州不愿意伤了双方的和气,可又不能违抗刘湘的命令。他劝告陈治钧等人,去外面暂时躲避一下,他也好对上回复。陈治钧和霍绍文等人经过商议认为,反动势力目前过于强大,不能同他们硬拼。为保存革命力量,出于斗争策略的需要,陈治钧决定暂时离开綦江,6月初辗转到了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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