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弄清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内历史问题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后，在组织上失去共产国际这把“尚方宝剑”的王明，并不心甘情愿承认错误，并且在延安广大干部和青年知识分子中依然有一些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课题依然受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阻碍。为了扫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道路上的重重障碍，毛泽东倡导的“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应运而生。
1938年9月，斯大林倡议并亲自参加编写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开始在《真理报》上连载，10月出版，并迅速传到延安。1939年7月15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任弼时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询问了《联共（布）党史》一书的发行和学习情况，尤其强调：“发行和学习此书是提高党的思想水平的一个转折点和强大杠杆，是保证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深入最广大群众的一个最有力的手段”。8月，中共中央给任弼时的电报中指出：一般县委以上干部已经开始学习《联共（布）党史》，它成为教学的必修科目，是延安所有学校的教科书。联共（布）的这一做法，对中共最直接的影响就是1939年冬季毛泽东等人合写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干部课本，以“供各学校、各训练班教课及在职干部自修学习之用”，期冀对党史的认识形成基本共识。
王明对《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干部课本进行了批评。1940年3月，王明把集中反映自己“左”倾错误观点的《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一书在延安再版，并在序言中写道：“本书所记载着的事实，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阶段，因此，许多人要求了解这些历史事实，尤其在延安各学校学习党的建设和中共历史时，尤其需要这种材料的帮助。”除此之外，“过去苏维埃后期的错误，虽经过遵义会议得到纠正，但在十二月会议时也还有同志有不同的意见；中央率领红军东征时后来也有人有不同意见；过去长江局对中央也有不同意见”。因此，如何认识六届四中全会以来党的历史，迫切摆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面前。
经中央同意，毛泽东从1940年夏开始着手“党书”《六大以来》的编辑。在编辑中，毛泽东先后挑选86件重要文献，以散页的形式发给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研究，其中一部分是反映错误路线产生、形成、危害及其被纠正的文献，另一部分是反映党在这一时期一系列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关于全面抗战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形成的文献。这种编排方式，使说明这个时期“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因此成为“犀利的思想武器”。1941年9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得出结论：“苏维埃运动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更严重，它的形态更完备，统治时间更长久，结果更悲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