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都被誉为“礼仪之邦”。在中国是特别是男士,很多场合下是通过握手来表达问候。与人初次见面,熟人久别重逢,告辞或送行均以握手表示自己的善意,因为这是最常见的一种见面礼、告别礼。有时在一些特殊场合,如向人表示祝贺、感谢或慰问时;双方交谈中出现了令人满意的共同点时;或双方原先的矛盾出现了某种良好的转机或彻底和解时习惯上都是以握手为礼。这样既可以表现出人们的基本礼仪,同时也可以通过这种礼仪来化解一些矛盾,使大家可以和平相处。
日本文学深受其地形和社会条件的影响,近代以前以短小 结构单一的短歌为主,含蓄和纤细是其本身显著的特点,反观中国文学,流派众多,崇尚言情,朦胧微妙的感情,大多与政治息息相关,而日本的近代文学大多与政治的关联性不大。
中国文学强调“文以载道”,强调政治和文学的统一;而日本文学则游离于政治,具有超政治倾向
在中国,儒家思想的积极入世精神与社会政治生活密切关联,体现出正道直行、爱国忧民的家国情怀。屈子作品中激荡着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至情,司马迁“发愤”而作《史记》,杜甫苦吟的“诗史”,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都是中国强调政治和文学统一的特性的表现。
而日本文学偏向唯美,多超然于社会与政治之外,无关阶级斗争,比较私人化。譬如私小说一度成为日本近代文学的主流,代表作品有岛崎藤村的《新生》、葛西善藏的《悲哀的父亲》、志贺直哉的《在城崎》等。旅日作家李长声认为私小说在日本近代文学的草创期占据了中心位置,并一直控制着日本文学史以及作家、读者的文学概念
以两国的文学作品中对待死亡的态度来看,日本民族对死亡文学(或者说对“毁灭之美”)的迷恋,从其武士道、喜爱樱花、剖腹等可见一斑。而中国人对死的态度,大多具有强烈的“人间情结”,比如《聊斋志异》里,多数女鬼有离开冥界,回归人世的强烈渴望。
与中国文学比较,日本文学更注重余情。受禅宗的影响,日本文学作品非常注重余情余味。余情文学的代表非俳句莫属了,如松尾芭蕉的名句《古池》就是通过闲寂的独特表现力来产生艺术的风雅美的:寂静古池畔,青蛙跳入水中央,扑通一声响。细细品味,一股微妙的余情余韵和清寂幽玄的意境氤氲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