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论述
1929年3月20日
*以中共红四军前委名义写信给中央，提出创建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初步设想。信中指出：前敌委员会决定四军、五军及江西红军第二第四两团之行动，在国民党混战的初期，以赣南闽西二十余县为范围，从游击战术，从发动群众以至于公开苏维埃政权割据，由此割据区域以与湘赣边界之割据区域相连接。这一计划是决须确立的，无论如何不能放弃，因为这是前进的基础。信中还向中央建议：在全国范围内要猛力地夺取群众。除工农外，兵士群众的夺取，也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一般工作的重心，宜在江苏、直隶，红军小区域苏维埃使个数加多，这不仅在湘赣粤闽等地，江苏、皖北、鄂北、豫南、直隶，都应有红军及小区域苏维埃之创立。
1934年3月20日
刘少奇撰写《用新的态度对待新的劳动》一文。文章指出：苏维埃已经大规模地组织了国有工厂企业和合作社企业，在这里工作的农民们和工人们，在以前是为地主资本家工作，现在是头一次为着自己工农劳苦大众而工作。这种劳动性质的变换，是我国历史未曾有过的最大变换，应该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国家企业、合作社企业中的工会与觉悟的先进的工人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教育工人用新的态度来对待新的劳动，提高工人群众的劳动热忱，发挥工人群众的创造性，同旧的习惯作斗争。这篇文章收入《刘少奇选集》上卷。
1936年3月20日—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晋西举行会议（即晋西会议），讨论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和目前战略方针问题。张闻天作报告指出：国际决议特别重要的是集中力量反战反法西斯，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对于这一决议，应该使之民族化，使之适合于我们的具体环境。目前必要而且可能与各种政治派别进行上层统一战线，我们应首先注意那些有群众的、有实力的、抗日的派别。反日与反卖国贼二者亦应分别，应该集中力量反对最主要敌人。
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发言指出：中央十二月决议符合共产国际七大的决议，中央的工作是与国际决议一致的。中国共产党应站在民族解放的最前列，我们的任务，是要利用每一分钟争取最大多数群众。中央提出的“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军集中河北”，“争取迅速直接对日作战”这些口号，是布尔什维克的，不是冒险主义的。超过会冒险，不足会右。我们现在的口号是恰如其分的。在谈到“联俄问题”时指出：中国人的事要自己干，相信自己。从前我们有信心，才创造了苏维埃，现在为什么失掉信心？但招个朋友更好。故一应相信自己，二不要朋友是不对的。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对降日还是联俄仍举棋未定。红军当前的三大任务是：向东发展，扩大山西根据地；在华北开展游击战争以推动抗日运动；正确运用上下层统一战线，推动和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中共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原则是：不放松准备建立，但又不麻痹群众；在抗日讨逆、停止内战原则问题上决不退让，并要求国民党有实际行动；我党保持批评的自由；在同国民党上层谈判的同时，不放弃争取下层群众官兵的工作。
在二十四日的会议上，*两次发言，进一步阐明世界形势已处在革命与战争的新阶段，认为华北形势是世界最大的喷火口之一。他指出：日、美、英、国民党、苏维埃、苏联六个势力的矛盾集中于华北。日本已把喷火口爆发。我们到华北对日作战，不是跑得太远，而是太慢。华北有广大的、革命情绪极高的群众，在那里还可以进行没有固定战线的大规模的运动战。没有胜利的把握而行动，不对。不相信战役上以多胜少，战略上以少胜多；不相信向华北发展，以为向华北发展会动摇了陕北，是完全不对的。向河北开进是战役问题，红军将来主要做山西的文章。
在二十五日的会议上，*作关于战略方针问题的报告，指出：华北是全面对日作战的战场，华中是后方。黄河流域以华北五省为战场，其他为后方。经营山西，是对日作战的重要步骤。我们的方针，是“以发展求巩固”，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目前以经营山西为主，也要准备在河北、山西、绥远三省进行运动战。在战略上采取大胆的方针，因为客观环境好。在战役上采取谨慎的方针，在有利地形上以多胜少，以求减少错误。在山西临时采取分兵原则，三个集团军采用打网式的普遍的游击战，求得敌人一般的削弱，我们自己则争取群众，扩大红军，而扩大红军为主中之主。
在二十七日的会议上，*作关于外交（统一战线）问题的报告，指出：国民党破裂为民族反革命派与民族革命派。民族反革命派，以蒋介石为代表，坚持其自大革命失败以来的反动路线。他们可能在民众逼迫下假装抗日，其作用在瓦解抗日阵线。民族革命派中的右翼（其中又分左派和右派），是民族改良主义，不相信有力量抗日，不同意苏维埃与土地革命，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赞成联俄联共。民族革命派中的左翼，包括宋庆龄等和中下层军人、中小工商业者、中小资产阶级，他们坚决联俄联共，有坚决进行民族战争的勇气，赞成土地革命，在我们的领导下可以坚决走上抗日。这一派很有势力，是我们同反革命派争夺的中心。中共中央的外交（统一战线）方针是：（一）不但要把民族改良主义与民族反革命派区别开来，而且要把民族改良主义的左派和右派区别开来。要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下，使民族改良主义中的右派同蒋介石进一步分离，使其中的左派同蒋决裂。（二）同民族革命派的左翼建立坚固的同盟。（三）向蒋介石提出的五个条件，是同一切人交涉的基本。（四）中央对张学良的策略是：蒋、张分开；互不侵犯；坚持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对蒋召集的会议原则上反对；不破裂，求得实际利益；提出“取消苏维埃”，则以“取消国民政府”相对；提出“取消暴动”则以“取消国民党压迫”相对；不反对红军集中河北。（五）苏维埃成为问题时，由人民投票。（六）不管任何派别，都与其进行外交谈判。（七）在基本原则上不能让步妥协。（八）对民族反革命派采取各个击破，对民族革命派采取各个争取。（九）外交谈判随时准备破裂，届时宣布谈判经过与内容，以扩大我们的影响。（十）发表普遍的或个别的请求书。报告最后指出，关于外交（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军事外交集中于军委，政党外交集中于常委，全部由常委指挥。会议一致通过*的报告，并决定派周恩来为全权代表去同张学良会谈。
1948年3月20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情况的通报，提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这一著名的论断。通报指出：我们党的历史情况表明，在我党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右的偏向，而在我党和国民党*时期，党内容易发生“左”的偏向。又指出：只有党的政策和策略全部走上正轨，中国革命才有胜利的可能。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通报还指出：本年内，我们不准备成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中央人民政府的时机大约在一九四九年。同日，*在转发西北野战军前委指示时还指出：须知政策与策略是我党我军的生命。不注重政策与策略的教育，不尖锐全面彻底地反对单纯军事观点，是不对的，应当立即加以检讨。这个通报收入《*选集》第四卷；同日的指示收入《*文集》第五卷。
党史回眸
1926年
3月20日 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他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逮捕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监视和软禁大批共产党人，解除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当时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有五个军的军长同蒋介石存在着矛盾。在蒋介石直接指挥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都是共产党员。*等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主张以叶挺独立团为主，发动工农群众，联合国民党左派和一切可能联合的力量，给蒋介石以坚决回击。但共产国际代表主张退让。在妥协政策指导下，中共中央接受蒋介石的无理要求，共产党员被迫退出第一军。*、周恩来建议把这批共产党员派到其他军中去，建立叶挺独立团式的革命军队，中共中央没有接受这一主张。蒋介石通过中山舰事件，不仅打击了中国共产党，而且打击了汪精卫和国民党左派，大大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
1987年
3月20日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出版发行。增订本由原书的22篇文稿增加到44篇，其中有些是首次公布的内部谈话。全部文稿都经作者本人审定。新增文稿大大充实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内容。
1990年
3月20日－4月4日 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关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决定接受*辞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的请求，选举*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
2017年
3月20日 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的意见》。
2018年
3月20日 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2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在北京揭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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